为什么石原莞尔没有被定为A级战犯，甚至只是作为“证人”而非“战犯”出席法庭？

提到“石原莞尔”这个名字，或许有些人并不是很熟悉，比起松井石根、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永野修身、小矶国昭和荒木贞夫等人，的确不那么“出名”。

不过，他同样是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屠夫”，罪责丝毫都不逊于以上的这些甲级战犯们。

问题来了，既然如此罪恶昭彰，石原莞尔为何在东京审判时没有被列入甲级战犯，而只以“证人”的身份出庭接受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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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原莞尔（1889年1月18日——1949年8月15日），陆军中将和统制派代表人物，出生于日本山形县鹤冈市。

他是顽固的军国主义分子，更是“九·一八事变”的罪魁祸首之一，被视为日本军界的思想家、战略家、理论家、宣传家和“第一兵家”。

1889年初，石原莞尔出生于日本鹤冈市的一户普通人家，父母都是基层的普通警察。

由于深受军国主义的影响，他从小就异常叛逆，还经常捉弄老师和家长，可学习成绩却始终都名列前茅。

1902年，13岁的石原莞尔进入仙台陆军第六期幼年班学习，还以全校第三名的成绩考入了中央陆军幼年学校。

之后，他顺利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继续读书，最终以优异的成绩从步兵科毕业。

1907年，石原莞尔被分配进入步兵第32联队担任基层军官，接受了更加系统和严格的军事训练。

到了1915年，他轻松考入了日本陆军大学继续深造，开始接受最先进的军事理论教育。

从陆军幼年学校，到陆军基层部队，再到陆军大学，石原莞尔的人生阅历可谓丰富和精彩。

不过，他在纪律严明和等级森严的陆大，基本上就是一个异类，既不刻苦学习，又不选边站队。

凭借着过人的聪明才智和军事天赋，石原莞尔的成绩却非常突出，俨然成为当时的学霸型人物。

而且，他还结识了自己的一生之敌东条英机，两人犹如前世的仇家一样死磕到底。

最终，石原莞尔以陆大次席的成绩毕业，还成为了“军刀组”的成员。

插一句，所谓“军刀组”是对每届前六名的陆大毕业生荣誉称呼，因为只有他们才能获得由天皇御赐的军刀。

朝中有人好做官！学科成绩、体能训练和战术素养都不如石原莞尔的东条英机，俨然就是一个“学渣”。

可是，凭借父亲在军界的地位和陆大一期首席毕业生的身份，他竟然在军中步步高升，完全超越了石原。

即便如此，石原莞尔依然看不起东条英机，依然觉得他是一个废柴！凭借着自己的能力，他很快就在斗争中掌握了主动权，还以实际行动贯彻执行了军中长期奉行的“下克上”传统。

1928年初，石原莞尔被调任关东军担任作战参谋，从此开始图谋如何去占领中国东北。

他认为，实现“大陆政策”是日本的既定国策，而占领满蒙地区就是该步骤的第三步，因而提出了“满蒙生命线”的论调。

张作霖虽然依附于日本，但在事关国家利益和主权的问题上却很谨慎，往往都是“说得多，做得少”，这令日方越来越不满。

1928年6月4日，趁着直奉战争之际，关东军策划并实施了“皇姑屯事件”，希望能够扶持奉系的亲日派将领上台。

不过，借助老将张作相等人的鼎力支持，少帅张学良很快就稳住了局势。

面对国仇家恨，他毅然宣布“东北易帜”，从而在形式上促成了国民政府统一全国。

在此背景下，石原莞尔主张加快侵占中国东北的步伐。

当时，东北军有正规部队27万人，其中装备精良的就有17万，拥有飞机、坦克和大炮等先进武器；而关东军只有区区的1.1万正规部队，加上警察等辅助部队也总计不足2.5万人。

由于双方一目了然的差距，日本高层认为完全没有胜算，因此迅速否决了石原莞尔等下级军官的建议。

为了彻底让他们死心，参谋本部的作战部次长建川美次还亲临中国东北进行安抚，可结果显然是微乎其微。

1931年9月18日，石原莞尔与板垣征四郎、花谷正和今田新太郎等人越过参谋本部，以孤注一掷的方式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之后，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中将参谋长荣臻就接到了这样的电令: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到了第二日，张学良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痛斥了日本关东军的入侵。

不过，他又做出了这样的表示:吾下令我部士兵，对日兵的挑衅不得抵抗。

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

几乎没受到什么抵抗的关东军，自然是进展神速，先后攻占了奉天、四平、营口、凤凰城和安东等地，直到攻占了吉林。

面对如此咄咄逼人之势，东北军却收缩于锦州并且没羞没臊地提出了“锦州中立化”，希望国联可以出面干涉。

1932年2月5日，随着关东军占领哈尔滨，整个东北三省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已经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被日军占领。

如此巨大的成功，让石原莞尔终于成为了全日本的英雄，被晋升为大佐后调往参谋本部担任作战部课长。

1935年9月，东条英机被调往中国东北出任了关东军宪兵司令官，第一次统领一支作战部队。

他的资质的确一般，天生就没有战略家的潜质，难怪会被石原莞尔称为“一名优秀的上等兵”。

东条英机认为，日本好不容易才占据了中国东北，应该采取稳步推进的方式向南继续进攻，坚决避免同苏联交恶。

但是，石原莞尔却认为应该暂缓进攻中国，可以趁着国际局势混乱之际向北进攻苏联。

1937年6月3日，由于不能满足日本国内的少壮派军人迅速控制东亚的野心，林铣十郎内阁宣布全体辞职，由近卫文麿开始组阁。

在此背景下，日本军界特别是中下层军官们更加的蠢蠢欲动。

1937年7月，驻守华北地区的日本驻屯军发动军事演习进行挑衅，作为第一联队长的牟田口廉竟然以士兵失踪为由下令炮击宛平城，从而引发了卢沟桥事变。

参谋本部名义上由闲院宫载仁亲王负责，实际上主事的却是作战部长石原莞尔，立即以参谋总长的名义发电指示“不扩大事变，不行使武力”。

不过，他此时的荣光早已消散，包括天皇裕仁在内的绝大多数日本上层人士已经迫不及待要全面侵华。

1937年8月13日，以中国军队进攻驻扎在上海虹口的日军为标志，淞沪会战正式爆发了。

当时，日本在上海的驻军人数不过3000人，而且缺乏重型武器和物资给养，只能凭借现有工事坚守待援。

石原莞尔因为不想引发“全面战争”，故而并没有积极进行救援，立即遭到了天皇裕仁的强烈不满。

受此影响，石原莞尔被迫辞去参谋本部的职务调往关东军担任参谋次长，“统制派”也由此遭到了重创。

在他“走麦城”的同时，死对头东条英机却是官运亨通。

1938年5月，鼓吹“三个月灭亡中国”的陆相杉山元被迫下台，由板垣征四郎取而代之，而东条英机也取代梅津美治郎担任了陆军次官。

武汉会战以后，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到了相持阶段。

逐渐意识到自己在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方面的劣势后，日本统帅部终于不再继续叫嚣“速亡中国”。

于是，就下一步的攻击方向出现了争论，石原莞尔属于“北上派”，东条英机属于“南下派”。

1941年10月，近卫文麿内阁宣布总辞职，东条英机竟然被各方势力所看好。

天皇裕仁晋升其为大将后，还诰命他以现役军官的身份担任首相出面组阁。

1941年11月，东条英机内阁正式成立，成为最疯狂的“战争内阁”，除了担任首相，他还身兼陆相、内相、文部相、工商相和军需相等职，真可谓集各种大权于一身。

谁知，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对付石原莞尔，将其解职并且转入了预备役。

在东条英机的“迷之自信”下，日本在1941年12月通过偷袭珍珠港挑起了太平洋战争。

此后，美国对日宣战并且展开反击，一步步逼近了日本的本土，也最终加速了日本的战败。

1945年投降前，石原莞尔深知自己罪孽深重，早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

而东条英机就没有这么坦然了，他不仅在7月份就吓得辞去首相之职，交由年迈的铃木贯太郎重新组阁，而且还辞掉所有军职后化装躲藏了起来。

关于这点，非常的可笑，也非常的滑稽。

日本就那么大点地方，美军很快就把他抓了出来。

被捕以后，东条英机为了体现自己的“首相尊严”，竟然屡屡表示要剖腹自杀。

1945年9月11日，东条英机尝试剖腹却发觉太疼而中途放弃，只好改用手枪自杀，又因为手抖得太厉害而打偏。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武士道精神吗？

这次自杀未遂，东条英机很快被美军抢救过来，之后关入了东京巢鸭监狱等待最终审判。

经历了这次自杀的闹剧，他竟然意识到了“生命诚可贵”，开始在审判席上慷慨陈词，对于所有的指控都全部否认。

更可气的是，这个十恶不赦的“屠夫”还为自己准备了一份长达20万字的辩护状，光读完就需要两天的时间。

面对铁一般的罪状，他坚决否认，实在不行就装病，连日本的《朝日新闻》都这样评价:简直恬不知耻！ 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终于对东条英机做出了死刑宣判，行刑日在12月23日。

他至死也不能原谅自己，因为当年的“有意刁难”，才使得死对头石原莞尔得以“逃出生天”。

由于石原莞尔在1941年偷袭珍珠港以前就被东条英机转到了预备役，相当于没有与美国、英国、苏联和澳大利亚等国直接交战。

也就是说，只要中国人不追究，就没有人会追究他。

在东京审判时，石原莞尔为了替自己推脱罪责，还向麦克阿瑟写了一封求救信，将自己塑造成了一名服从命令的文职参谋。

美国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基本上默许了他的不实陈述。

当时，南京国民政府正忙于内战，竟然无暇顾及石原莞尔这样的战争罪犯。

于是，他成功逃过了战争审判，甚至都没有被列入甲级战犯，而只是以证人的身份参加了庭审的闻讯而已。

虽然逃过了战争的审判，但没能逃过上天的惩罚。

1949年8月15日，在日本投降四周年的特殊日子里，石原莞尔因为膀胱癌而病死于家中，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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