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出土的青铜器你知道哪些？

商代早期（公元前16世纪——前15世纪中叶）相当于商二里冈文化期。

郑州商城夯土中木炭测定碳14年代为公元前1620年，正合于商汤立国的时期，但是二里冈文化的下限还不大清楚。

二里冈遗存分上下两层，上下层青铜器的差别不是属于风格方面，而是上层比下层的器类有更多的发展。

商代早期青铜器在郑州出土很多，这是由于郑州商城是商代早期的都邑之故。

重要的有二里冈、白家庄、张寨南街、杨庄，南关外、铭功路、二七路等地的墓葬或窖藏。

大体分布在商城的南面和东南角。

在城的东北和西面，也有埋青铜器的墓地。

在河南北部发现了商代早期青铜器多起。

在湖北黄陂盘龙城、安徽嘉山泊岗、江西清江吴城等地也有重要的发现。

以上遗址和墓葬中发现的商代早期青铜器，以二里冈上层的居多。

综合各地出土的器物，计有：鼎、大鼎、大方鼎、鬲、甗、瓿、簋、爵、管流爵，觚、斝、罍、提梁壶、瓠形提梁壶、中柱盘、盘等，包括了饪食器、酒器和水器等门类。

较早的器类比较简单，但是爵、觚、斝组合的一套酒器，已普遍出现。

二里冈上层青铜器的器形更为发展，商代青铜礼器的体制业已形成。

属于二里冈下层的青铜器，器壁普遍很薄，二里冈上层的青铜器，有的器壁巳相当厚重。

商代早期青铜器具有独特的造型。

鼎、鬲等食器三足中必有一足与一耳成垂直线，在视觉上有不平衡感。

鼎、斝等柱状足成锥状足和器腹相通，这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掌握对范芯的浇铸全封闭技巧。

方鼎巨大，容器部分作正方深斗形，与殷墟时期长方槽形的方鼎完全不同。

爵的形状承继二里头文化式样，—律为扁体平底。

流甚狭而长。

青铜斝除平底型的以外，还出现了袋足斝。

觚、尊、瓿、罍等圈足器皆有+形大孔，相当二里冈上层的器，+字形有成为大方孔的。

有的更在圈足的边沿，留有数道缺口，郑州和黄陂盘龙城都出土过这种实例。

管流斜置于顶上的半封顶袋足盉，后侧有一大鋬可执，在本期内颇具特色。

罍皆狭唇高颈有肩，形体亦偏高。

商代早期壶有提梁的有长颈小口鼓腹形和小口体呈悬瓠形的两种，也有小口器颈不高不设提梁的。

商代早期青铜器纹饰主体已是兽面纹，以粗犷的勾曲回旋的线条构成，全是变形纹样，除兽目圆大，以为象征外，其余条纹并不具体表现物象的各个部位，纹饰多平雕，个别主纹出现了浮雕，二里冈上层尊、罍等器肩上已有高浮雕的牺首装饰。

所有的兽面纹或其它动物纹都不以雷纹为地，是这一时期的特色。

商代早期的几何纹极其简单，有一些粗率的雷纹，也有单列或多列的连珠纹，乳钉纹也已经出现。

商代早期的青铜器，极少有铭文，以前认为个别上的龟形是文字，实际上仍是纹饰而不是文字。

商代早期青铜器的合金成分经测定：含铜量在67.01～91.99%之间，含锡量在3.48～13.64%之间，含铅量在 0.1～24.76%之间，成分不甚稳定。

但含铅量较高，使铜液保持良好的流动性能，与商代早期青铜器器壁很薄的工艺要求是相适合的。

商代中期 （公元前15世纪中叶—前13世纪）在商二里冈文化期和殷墟文化期之间，有几批青铜器出土。

这些器物有某种商代早期的特点，然而已有较多的演变；也有某些殷墟时期青铜器特点的肇始。

比较典型的是河北地区藁城台西下层墓葬中出土的一批青铜器，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安徽阜南和肥西地区出土的青铜器。

在豫西的灵宝东桥，也有出土。

殷墟文化一期有这类器物发现，如小屯232号墓所出土的一组青铜器，和小屯331、333号墓等所出土的部分青铜器。

但这一类器物在殷墟发现并不多，而在其它地区有的反而比殷墟的更为典型而精好，如今还找不出像二里冈或殷墟那样生产这类青铜器的商代大都邑。

盘庚迁殷之前的商都在奄，更早在庇和相，但是在二里冈期之后，殷墟期之前这批青铜器是客观存在。

由于这类青铜器具有早期至晚期的过渡特点，所以有的将之断在二里冈期，有的断为殷墟文化早期。

这类青铜器的分布具有一定的广泛性，而其时生产它们的中心又不在殷，因而完全有必要在二里冈文化期之后，和成熟的殷墟文化期之前，划出一个称之为商代中期的阶段。

商代中期的上限不易确定，下限约在武丁之前。

这一时期接近早期的器形有爵、觚、斝等。

爵尾虽然与早期相似，但流已放宽，出现的圆体爵是放所未见的。

斝在空椎状足之外，出现了丁字形足，底多向下臌出，平底已较少见。

早期虽已出现了宽肩的大口尊，这类器形在此时有较大的发展，像阜南的龙虎尊和兽面纹尊这样厚重雄伟的造型，在商代早期是从未出现的。

瓿这类器形，也是这个时期发展 起来的，藁城的兽面纹瓿是其典型。

早期体型较高的罍，在这时发展为体型比例较低而肩部宽阔的式样，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巨型兽面纹罍是其典型。

这时的圈足器上的+形和方形的孔，与早期相比，有所缩小。

鼎、鬲类器比较突出的变化是一耳不再与—足对立，形成不平衡状，而是三足与两耳对称，成为以后所有鼎的固定格式，但这时浇铸时芯范悬封的方法还没有完全解决，因而中空的鼎足还有与器腹相通的情形。

纹饰分为两类，一类是二里冈期变形动物纹的改进，原来粗犷的线条变得较细而密集，一股如平谷的兽面纹鼎和肥西的斝与爵，而阜南龙虎尊和嘉山泊岗的主纹兽面纹已较精细，圈足上的兽面纹仍保持早期的结构和风格。

第二类是出现了用繁密的雷纹和排列整齐的羽状纹构成的兽面纹。

这类兽面纹双目往往突出。

如果不是浮雕，则无论是头像还是体躯都没有明显的区分。

这方面的实例如藁城的瓿和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大罍，已采用较多的高浮雕附饰，但线条轮廓有浑圆感，与晚期浮雕轮廓线峻直锐利的风格不同。

商代中期青铜器一般仍保持着不铸铭文的习惯，但个别器上发现铸有作器者本人的族氏徽记，但是没有发现被祭祖考的日干之称。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至前11世纪）自武丁至于帝辛。

段墟文化的考古分期一般采用邹衡的四期说，即第一期盘庚至小乙，第二期武丁至祖甲，第三期辛至文丁，第四期帝乙帝辛。

以后的发现，大体上都没有越过这个界限。

而殷墟的青铜器分期则有张长寿的三期说，即第一期盘庚至武丁，第二期祖庚至康丁，第三期武乙至帝辛。

此外，还有—些其它的说法。

商代晚期如以武丁后期起计，至帝辛可能接近二百年或不足二百年，在这样长的时期内，按照具体情形， 又可区别为前后两个阶段。

1、商代晚期前段：本期新出现的器类有方彝、觯、觥等。

方形器大为发展，几乎所有的酒器都为方形。

纹饰方面，动物形象比较具体，有的甚至有写实感，主体花纹和地纹明显区分，地纹常为细雷纹，与主体花纹构成强烈对比。

主体花纹多采用浮雕手法，风格有浑圆、峻锐两种。

铭文多为一二字，为器物所有者的族徽。

器形方面，鼎的变化较大，除通常样式外还出现了分档鼎。

方鼎都是槽形长方，柱足粗而偏短。

簋仍为无耳，腹变浅，最大腹径上移。

觚的造型向细长发展，喇叭口扩展，大十字架镂孔退化为十字孔，或穿透或不透。

扁体爵大减，圆体爵盛行。

斝的变化是斝板上始见兽头装饰。

三足明显增高。

戈出现了带胡带穿。

2、商代晚期后段：器类方面，无肩尊和扁体卣是新出的典型器，始见马衔等车马器。

多沿用商代晚期前端的器类。

这一期纹饰最为发达，艺术装饰水平达到高峰，以动物和神怪为主体的兽面纹空前发展。

纹饰不仅仅施在器身，有些视线不及的底部也装饰花纹。

花纹总体风格森严庄重。

这一期出现了记事形式的较长铭文。

但最多不过三四十字。

铭文铸工精细，内容有族徽、祭祀祖先、赏赐、征伐等。

器形方面鼎除柱足外，出现了蹄形足；圆鼎较多，直耳略向外撇。

簋最大变化是双耳簋急剧流行觚基本似前段，仍为细长身喇叭口。

爵的变化不大，仍为圆体爵，平底爵消失，爵柱后移。

斝仍见兽头装饰，继续流行袋足斝，但体较低而宽，柱饰粗壮。

戈多有胡，胡上有一二穿。

中国青铜器不但数量多，而且造型丰富、品种繁多。

有酒器、食器、水器、乐器、兵器、农具与工具、车马器、生活用具、货币、玺印，等等。

单在酒器类中又有爵。

角、觯、斝、尊、壶、卣、方彝、觥、罍、盉、勺、禁等二十多个器种，而每一器种在每个时代都呈现不同的风采，同一时代的同一器种的式样也多姿多彩，而不同地区的青铜器也有所差异，犹如百花齐放，五彩缤纷，因而使青铜器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

而从文物鉴定的角度来说，无疑增加了鉴定的难度，鉴定难度大，反过来又使研究赏析更富有情趣，青铜器也更具有吸引力。

即中国青铜器时代，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延续时间约一千六百余年。

这个时期的青铜器主要分为礼乐器、兵器及杂器。

乐器也主要用在宗庙祭祀活动中。

图为东周早期的青铜鸮首提梁壶由终身独身日籍名医森承一郎传承人吕默斋（志强）持有，日本传奇古董商坂本五郎代为操作。

本件青铜属私家藏品且据合法性，青铜器是资深藏家最认可的板块之一，但青铜器属珍贵文物，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来加以保护，对青铜器流通有严格管制。

可以在市场上合法流通的青铜器大致有如下两类：1949年以前出土，流传有序，并有明确著录可以佐证的青铜器；从海外回流的青铜器。

因此，青铜器在国内市场上一直不温不火，大多属于私下交易，而中国藏家进入国际拍卖圈也不过5年左右。

一般指战国末年至秦汉末年这一时期。

传统的礼仪制度已彻底瓦解，铁制品已广泛使用。

到了东汉末年，陶瓷器得到较大发展，把日用青铜器皿进一步从生活中排挤出去。

至于兵器，工具等方面，这时铁器早已占了主导地位。

隋唐时期的铜器主要是各类精美的铜镜，一般均有各种铭文。

自此以后，青铜器除了铜镜外，可以说不再有什么发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