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长河》中，康熙设立的南书房是个什么机构？
南书房，是清代皇帝文学侍从值班之所，设于康熙十六年（1677年）。
南书房位于北京故宫乾清宫西南（南书房在乾清门西侧，北向；上书房在乾清门东侧，北向），本是康熙帝读书处，俗称南斋，康熙帝为了与翰林院词臣们研讨学问，吟诗作画，在乾清宫西南角特辟房舍以待，名南书房。
文艺沙龙对于很多帝王来说，在忙于处理繁重国事之余，与一群文人才子们一起吟诗作画、探讨文史，乃是业余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点缀。
且不论沉迷此道不可自拔的陈叔宝、李煜、赵佶这些“亡国之君”，即使像李世民、朱瞻基这样的一代明君，也喜好与朝中文士们打成一片。
而对于国学功底深厚，且据传曾匿名参加科考且高中探花（当然只是民间传说）的康熙皇帝来说，则更是精于此道，且将其规范化、制度化。
康熙十六年（1677年），时年才二十出头的玄烨就下了一道圣旨“朕不时观书写字，近侍内并无博学善书者，以致讲论不能应对。
今欲于翰林内选择博学善书者二员，常侍左右，讲究文义”。
很快，张英（著名的“六尺巷”故事的主角）、高士奇两位朝野上下一致认可的饱学之士就得以脱颖而出，成为了首批伴随康熙左右的“学术顾问”。
顾名思义，南书房并不是一个正式的官方机构，在外人眼里也不过是康熙闲暇之余和才子们探讨琴棋书画的文艺沙龙而已。
权力中枢但不久，南书房的性质就悄然发生了变化，在此轮值的文士们不再仅仅只是陪皇帝赋诗撰文，他们有了更加重要的任务，那就是秉承康熙的意旨起草诏令，参与军国大事。
史书也记载“若特颁诏旨，由南书房翰林视草”。
此外，很多各地上报康熙的“密奏”，也要经过南书房之手呈交康熙。
由于南书房“非崇班贵檩、上所亲信者不得入”，所以它完全是由皇帝严密控制的一个核心机要机构，随时承旨出诏行令，这使南书房“权势日崇”。
南书房地位的提高，是康熙帝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同时将外朝内阁的某些职能移归内廷，实施高度集权的重要步骤。
康熙帝亲政以后，朝廷的权力一则受议政王大臣会议的限制，国家大事需经过王大臣会议，而这些满洲王公贵族地位较高，有时与皇帝意见发生矛盾，皇帝也不得不收回成命；二则内阁在名义上仍是国家最高政务机构，控制着外朝的权力，康熙帝为了把国家大权严密地控制在自己手中，决定以南书房为核心，逐步形成权力中心。
汉官之家清朝毕竟是由满族建立的封建王朝，自建立之日起，满族宗室勋贵自持为统治阶层，不仅从政治制度上就对汉族官僚多加防范限制（比如清朝很多重要部门都设置满汉两套领导体系，而满族官员往往是实际掌权者），更是对汉族官僚多加鄙夷不予认同，仅仅视其为“高级打工人”般的存在。
康熙作为一代明君，自然深知此种情况任其发展，必然会影响整个汉族精英阶层对清朝的认同感从而威胁清朝统治。
于是其选拔一些优秀的汉族官僚充任南书房供职，更是让其参与核心决策，这样不仅肯定了这些汉族官僚精英们的学识才华，更是让他们体会到融入“高层权力圈”的满足和荣耀。
人才基地能轮值南书房的，本身就是博学多才的饱学之士，而他们常伴康熙左右参与军机要务，耳濡目染间也在不断提高自身的政务水平，从而完成了从“学术人才”到“政务精英”的质变。
再加上皇帝“身边人”这一独特的身份优势加持，为他们日后步入朝廷高层打下了坚持的基础。
南书房的“老前辈”张英后来官居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而高士奇则也位居礼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
其后多位朝廷要员如刑部尚书王士祯（“神韵说”的创立者）、礼部侍郎方苞（也是大名鼎鼎的“桐城派”的文坛领袖）、礼部侍郎沈荃（其书法被康熙推崇备至）等也都有过南书房轮值的经历。
可见，南书房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康熙培养帝国高级官员的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