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人刘渊为何自称汉皇帝？

按照惯例，当然得先来回顾一下刘渊的生平：刘渊并不是汉室宗亲，而是匈奴人。

他之所以姓刘，跟他的血统有关：他是匈奴王室的后代。

匈奴自西汉南北分裂后，南匈奴逐渐南迁，最后进入长城以内定居。

因为祖上和亲的关系，这支匈奴的王室自称为刘氏之甥，从此冒姓刘氏。

到刘渊的时代，匈奴历史上的辉煌已经是昨日黄花。

冒顿单于围汉高祖于白登山，已经是五百年前的事；呼韩邪单于朝请于汉，迎娶王昭君，已经过去了三百五十多年；至于窦宪远征，勒功燕然，也已经是三百年前的事了。

建安21年（公元216年），匈奴单于呼厨泉入邺城觐见曹操，曹操留之于邺城，并随后将匈奴分为五部，“使使者监其国”，居于并州。

自此以后，匈奴人在并州安分守己地待了近八十年。

直到八王之乱爆发，刘渊出现。

刘渊出场的年代很早，还在三国末年时，刘渊在洛阳做人质，就很受司马昭看重。

到了晋朝，晋武帝司马炎对刘渊也青睐有加，一度想要重用他——当时关中鲜卑树机能叛乱，有人建议命刘渊带领匈奴五部出兵。

但这遭到了反对：如果刘渊能剿灭树机能，那到时候谁来剿灭刘渊呢？

刘渊的能力众所周知，可他偏偏是个匈奴人！这番话深深的打动了晋武帝，就因为这个原因，刘渊此后一直没有出头之日，蹉跎了近三十年人生。

司马炎死后，杨骏辅政，刘渊获得“五部大都督”的任命，从此算是所有匈奴人的头领。

又过了大约十年时间，时值诸王大乱斗，消耗越来越大。

成都王颖一看：匈奴人还是一支可以依赖的对象嘛！刘渊于是成为成都王颖麾下的一员。

但成都王颖只是想借助匈奴人的力量，对于刘渊的话，他并不大放在心上。

没多久，成都王颖就因为和幽州刺史王浚的斗争失败，带着晋惠帝从邺城逃向洛阳，河北一带出现了短暂的权力真空。

在逃离之前，刘渊曾力劝成都王颖不可出此下策，孤身进洛阳是下下之选，但成都王颖一如既往地不听劝。

果不其然，成都王颖去了洛阳后一如刘渊所料，很快失去权力。

刘渊在叹息之余并不遗憾，他开始考虑自己的事：这几十年来，他在晋朝官场虽然郁郁不得志，但在匈奴人内部，却已经是无可争议的共主。

如今西晋战乱，而他手中已经有几万人的兵力。

刘渊自觉建功立业的好时机已经到来，遂自称汉王。

几年后，刘渊即皇帝位，立国号为汉。

在大汉王朝灭亡84年，蜀汉灭亡41年后，这是再一次又有人扛起了“汉”王朝的大旗，述祖绍统，追祀汉代的三祖五宗。

所谓三祖五宗，指的是汉高祖刘邦、世祖光武帝刘秀、太宗汉文帝刘恒、世宗汉武帝刘彻，中宗汉宣帝刘询、显宗汉明帝刘庄、肃宗汉章帝刘炟，以及烈祖昭烈皇帝刘备。

除了这些人以外，就连在当时以及后世名声不佳的蜀后主刘禅都被翻了出来。

本来作为亡国之君，刘禅是没有人给他上谥号的，但这一次，他也得到了“怀”的谥号，变成孝怀皇帝。

这个动作，像极了刘备当年称帝时的情形。

当时，刘备在成都设汉朝历代皇帝的神主祭祀，以示自己继承的是汉室之正统。

如今时隔近百年，又有人站出来做同样的事。

但不同的是，这次宣称自己是汉室后裔的人，却是一个匈奴人。

对此，刘渊有自己的解释：“吾又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

”我是汉朝皇帝的外甥，而且祖上曾经与汉帝约为兄弟。

如今兄长去世，弟弟继承，这难到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但这番逻辑听起来依然十分牵强。

因此，我们不妨来追问：刘渊此举的真正目的究竟何在，以及这一举动背后的复杂思考。

单独看刘渊以及他所创立的王朝，很容易会让人以为这就是一个普通的割据政权的诞生，在中国的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多到不可胜数。

但其实并不如此。

大部分人看待这段历史时，都是以后世人的眼光来看，因此很容易得出“这是一个普通的割据政权”的结论。

但事实是，如果你站到当时的角度，就会发现刘渊所面临的问题一点都不普通，而是一个前无古人、没有任何先例可循的大难题：一个异族人，要如何才能在汉族世代聚居的中原大地上获得统治地位？

汉匈战争能上溯到五百年前。

这五百年来，匈奴虽然逐渐式微，但汉人对于匈奴的防备却，已经成为一种刻入骨子里的本能。

正是因为如此，曹操才会把匈奴人分为五部，并派兵监视；刘渊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才空有一身本事不被司马炎重用。

怕的，就是匈奴坐大难制。

而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汉人对匈奴的态度则是轻蔑。

这是一种文明人对待蛮族人的心态，相较于防备之情，这种歧视可能更难消解。

这些都是刘渊要面对的挑战。

在这么一种环境下，想要建立起统治，难度可想而知。

如果这么说还比较抽象的话，那么我们可以举一个现实一点的例子：犹太人要如何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统治阿拉伯人的政权？

现实所见，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即便两千年以来，政治学的发展已经相当成熟，但这依然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

刘渊面临的，就是类似的问题。

如果我们把问题归结一下，就会发现，所有的难处其实都在于两个字： 认 同 。

对于中原人而言，匈奴人一百年来一直都是被监督的对象。

如今一朝翻身，中原人能否接受这种转变，要打个很大的问号——这是身份认同的问题。

这就好比一所监狱里，某个罪犯突然被任命为监狱长。

这时候就要好好考虑一下狱警们的接受程度了。

其次是文化认同的问题。

中原人一直以来能占据鄙视链的顶端，并维护整条鄙视链的稳定，靠的就是文化发达。

刘渊虽然也在洛阳的文化圈子里浸淫，并且受到了认同，但是整个匈奴这个民族的文化水平却相对还是低端的。

如今，让这么一个“低等民族”来统治，中原人心理上存在很大障碍。

这就好比中国科协管事的是一个工农兵大学生，这种身份和文化水平的错乱，必然带来实际中的矛盾。

只有认清了这种认同上的缺失，我们才能理解刘渊称国号为“汉”的举动。

刘渊称汉，他说的那些“吾又汉室之甥”全都只是借口，真正的原因，就在于他需要找一种可以让汉族人接受的方式来推行统治。

他不可能自称匈奴，这样就没有办法吸纳汉人，只能是用汉人的方法来建国号。

而这其中，“汉”又是最好的选择。

而既然以“汉”为国号，那么自汉朝以来所有中原王朝的制度，就都属于要继承的内容——包括中央朝廷官制、地方设置郡县、任之以流官等等。

所有这些都是汉人的治理方式，跟匈奴人的管理模式截然不同。

这其中的变化，站在汉族人的角度来看，理所当然；但对于匈奴人而言，却不啻于一场革命。

类似的例子，汉人其实也有过经历：清末新政，就是要摈弃中华王朝两千年来的传统，接受西洋的政治模式。

当时所遭到的反对和抵制，熟悉近代史的人应该都不会感觉陌生。

刘渊做这些，就是要尽量向汉族人靠拢，以取得汉族人的支持。

那么，刘渊的这些改革，成就如何呢？

从历史来看，大部分都失败了。

这其中有主观的原因，也有客观的因素。

最大的客观因素，应该是刘渊本人。

虽然史书没有明确记载刘渊的生年，但从他曾经接触过司马昭来看，到称帝时应该已经接近七十岁。

称帝的第三年，刘渊即便去世。

在他身后，由于缺乏权威，以及制度和传统的冲突，导致了一系列的矛盾与纷争。

刘渊病逝后，太子刘和继位。

其弟刘聪随即发动兵变，杀死刘和继位。

这种事情，虽然在中原王朝的历史上也常有发生，但在中原的价值观中，肯定不是一次正常的权力更替。

但以匈奴人的视角来看，如此却正常不过。

在他们的语境里，历来权力交接都是伴随着鲜血的，不流血的交接才不正常。

这种文化上的差异，在刘渊身后体现的特别明显。

刘聪继位以后，以刘渊的皇后单氏为皇太后。

但单氏貌美，刘聪于是便将其收归己有。

在中原价值观的史书里，关于这一段是这么记载的：“聪烝焉”。

所谓“烝”，就是娶父亲的妻妾，在中原文化看来，这毫无疑问是乱伦。

但在匈奴几百年的历史中，这就是正常现象。

上一代单于死后，由下一代继承所有遗产——包括除了母亲以外的所有女人，她们都是财产。

因此刘聪的这种行为，是一个正常的匈奴人的行为，但却为汉人所不齿。

两个民族的融合，是需要在文化传统、生存方式、生活习惯等诸多方面逐渐接纳的。

但以当时的时间点来看，汉匈之间的这种接纳还是太少。

问题随着刘渊的病逝而逐渐暴露出来，并且越演越烈。

这种巨大的鸿沟，在当时是没有办法调和的。

身为皇帝的匈奴人没有办法立即改变自己的传统，汉族人也不可能接受自己底线以外的行为，既然如此，那么相互接受根本就无从谈起。

除了文化上的不协调，制度上也有矛盾。

刘渊在称帝之初，全面接纳汉人的政治传统，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摈弃匈奴人的管理模式，他设置了一个机构，叫做“单于台”。

既然汉人和匈奴人生活习惯不同，那就“分而治之”，用汉人的办法管理汉人，匈奴人的办法管理匈奴人。

刘渊继承接受了汉人自秦始皇以来的官制，以此来统治汉地；对于匈奴人，则用“单于台”来管理。

也就是说在一千七百多年前，刘渊就率先实现了“一国两制”。

但这个制度天然存在两个bug：首先，胡汉的分裂因此有扩大趋势。

面对着胡汉两种民族不同的生活习性和方式，刘渊给出了分而治之的解决方案，但这种方案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又制造了一个更大的问题：掌握政权的胡人维持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治理模式，被统治的汉人则是另一种模式，两者之间完全没有贯通的可能。

这套制度的设定，既然一开始就强调胡汉之间的分别，那么也就强化了两者之间的对立。

其次是军事上的问题。

匈奴人是立国的根本，因此，管理匈奴人的“单于台”才是最核心的权力机构，那么皇太子兼任“单于台”大单于就成了惯例。

而在地方上，虽然行政长官按照汉人的办法设置流官，但兵权只能给匈奴人才放心——而且，最好由自己的亲族担任，否则忠诚没有办法保证。

但这么一来，其实就又陷入了八王之乱的矛盾里。

自此以后，宗室内斗的杀戮果然反复上演。

刀光闪过，落下的人头跟获胜者之间，经常就是兄弟叔侄关系。

当时的人不是不知道以史为鉴，但这种人间惨剧，却是现实情形下一种无奈的必然选择。

同时伴随出现的，还有第三个问题：如何吸引人才，尤其是包括汉族在内的异族人才？

刘渊建立了匈奴人的国家，虽然以汉人的方式来统治汉人，但核心权力还是靠匈奴人自己的组织形式。

那么，既然权力的核心是以血缘为界的，出身于其他民族的人才，要如何才能被纳入到核心权力中呢？

前赵（刘渊创立的国家后改国号为赵，因此史称前赵）灭亡于后赵，而后赵的开国君主石勒其实就是刘渊的部下。

石勒军事能力超群，到后来已经是前赵的绝对主力。

但偏偏，石勒是羯族人，在当时的体制之下，匈奴的刘氏王族是没有办法接纳石勒成为自己人的。

这种分歧，最终导致了双方分道扬镳。

既然前赵是以匈奴本族立国，那么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把羯族人接纳进来。

石勒做的越好，对匈奴人创立的前赵而言，就越是威胁。

尴尬也就在这里，明明是创业公司的核心骨干，但干的再好也拿不到股权。

因此，石勒的自立也就成了一种必然。

甚至于十几年后，石勒也碰到了这样的问题，他的国家也没有办法吸纳外族人才。

乱世之中，依赖外人容易反水，他自己就是例子；过分依赖族人，无法容纳外人，他自己依然还是例子。

这两者之间的循环论证，简直就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

后赵也作出了自己的尝试，办法是收义子，试图用亲情来消弭民族差别。

但这依然没什么用，石勒创立的后赵，灭亡于冉闵。

而冉闵，是后赵武帝石虎的得意义孙。

当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刘渊的制度设计，会发现他开创的这一套制度——包括接受中原的王朝模式，胡汉分而治之等，都不算成功。

但同时，这些制度，却被大多数的胡人政权所继承。

毕竟，这是尝试的第一步。

胡人既然想在汉地获得权力，那么就必须去尝试各种可能性。

回顾五胡乱华这段历史，表面上呈现的，是无休止的杀戮和征战，但在混乱背后的，却是外族人进入内地，希望能完成“资源整合、输出权力，控制中原”的大目标。

由于种种原因，这种尝试在早期并不成功，因此持续的战乱才会不断出现在世人眼前。

但在这其中，却要看到刘渊开创的模式不仅是最早的尝试，而且也是后世一系列模式的母版。

胡人和汉人的融合问题，是南北朝时期所要面对的最大问题。

胡人深入汉地已经不可避免，但这种进入势必会导致与原住汉人之间的纠纷，甚至于战争。

如何找到一种方法，使胡汉之间能够和平相处，并且能够给统治者提供足够的资源支持，这是北方政权要面对的最大问题。

由于刘渊的逝世，前赵的这次尝试是不完整的，而且效果也不尽如人意，但这毕竟开了一个先例，给后来人提供了一套不太成熟的模板，让后人可以在此基础上不断地改进革新，直到真正创造出成功的模式。

可以想见，这种成功既需要方式方法上的改进，也需要胡汉双方相互有一个接纳和习惯的过程。

最终，这次融合花了近三百年的时间，从刘渊开创，再到前秦苻坚、北魏拓跋焘、北周宇文邕在北方的三次统一，才算是最终完成了民族融合。

然后，才迎来大唐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