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灭亡后，八旗子弟都过着怎样的生活？
八旗子弟，只能说乱世飘零，各顾各命，溥仪退位时，民国开的皇室《优待条件》里包括了旗人。
先筹八旗生计，于未筹定之前，八旗兵弁俸饷，仍旧支放。
原有之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
民国是答应维持八旗的生计，但是这笔不小的支出让民国很头疼。
民国的财政一直处于缺钱的状态，连答应给逊帝溥仪的每年四百万两都难以应付，清内务府多次登报催款，却一直没有如数拿到。
可见，答应给旗人的待遇只能说是“空头支票”。
八旗，除了姓爱新觉罗氏，还有佟佳氏，那拉氏、瓜尔佳氏等等。
他们之前有俸银用于生计，当下是什么都没有。
首先生活不下去的是寡妇们。
她们之前有朝廷发的抚恤金，现在不发了，一群妇女，没有生活技能，很快就到了断顿挨饿的境地。
实在没办法了，她们带着家属，一起涌向中南海总统府请愿，一路上扫荡了沿街的包子铺、烧饼铺等吃食店，嘴上喊着：饿、饿。
总统府的卫兵也大多是旗人改编的，他们很同情这些人的遭遇，也没有加以阻拦，总统府里有人出来喊话，首先道歉了一番，容他们几天筹措钱粮，之后确实发了钱粮，可是只发了两个月，又停了。
北洋政府财政困难是事实，再闹也是没钱，他们自己也没办法。
上三旗都有十之七八贫困户，约有十万户，没有棉衣过冬，无米下锅，流浪街头，冻死的也不少。
其他旗人境况更是苦不堪言。
因为之前靠俸禄生活，大多数旗人没有一技之长，没有工作能力。
报纸上也出现了困境中的旗人自杀，卖儿卖女的消息。
沦为叫花子、乞丐的不计其数。
1912年《申报》就报道了一些旗人自杀事件，1月28日，杭州一夫妻缢死一子两女后自杀，隔天鸿福桥又一家七口举室自杀……。
各地也有官员上报总统府，说明旗人生活困苦的情况，但是民国政府也无能为力。
旗人有的为了活下去，上街卖唱，当了盗匪或者为娼。
北京天桥下的说书、算命、艺人，一时间很多是旗人。
还有妇女晚间乔装一番，出来拉黄包车。
1921年，北京《晨报》报道，一位旗人女子拉黄包车，半路走不动，而乘客又有急事，催促之下，她哭了起来，乘客张某听她诉说了家中惨状，丈夫去世，两个儿子，小儿子又生病，这才不得已乘晚间出来拉洋车。
张某对她的遭遇表示同情，给了铜元50枚。
清的禁卫军，起初在冯国璋的统领下，还有点庇护，后来在不断的内战中，不知所踪。
1924年，溥仪被赶出宫，又一次冲击了旗人的生活，八旗制度也彻底消亡了。
在“驱除鞑虏”情绪的影响下，排满现象很多，旗人有文化，能识文断字的想找份工作也是非常困难。
后来孙中山大力倡导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还是无法消除当时社会对旗人的排斥。
“你是什么人？
”对方说：“我是旗人。
”衙役大怒：“什么？
我们老爷才只是骑马，你竟敢骑人！”对方赶紧辩解：“我不是骑人，我是在旗呀。
”衙役举起鞭子就抽：“你还敢再骑，我还得揍你！”这是当时流传非常广的一个段子，旗人也经常被起外号，遭遇辱骂，就业和教育都受到歧视。
1912年，在陆军第一预备学校，一些学员反对前贵胄学堂的学生入学，而发生冲突事件。
在各种歧视中，旗人不得不改名换姓，隐藏自己的民族，比如爱新觉罗氏改姓“金”，瓜尔佳氏改姓“关”，他他拉氏改姓“唐”，钮祜禄氏改姓“郎”等等。
汉军旗的人直接恢复祖姓。
他们学习当地方言，宣称自己是汉人。
直到解放前，登记在册的满蒙人口断崖式下跌，他们没有离开北京，只是改了姓名，后裔估计就是“老北京”人了。
各地驻防的旗人，大多选择隐姓埋名，远走他乡。
杭州曾建五百间平房用于安置旗人，但是几年之后他们都无影无踪了，有的与汉人融合，有的搬家，离开了安置区。
民国后，八旗人家多有没出嫁的老姑娘，她们有的因为想找本族的男青年，而清末民初，适婚男青年人数下降，未能如愿。
有些想找汉族男青年，就算找到一点安全感，可是又被有心人骗婚，导致悲剧。
蒙古八旗因长期居住关内，不会蒙古语，也不被关外蒙古所承认，他们只能靠拢满八旗。
汉军八旗，虽然遭遇了一段时间的排挤，但融入汉民族相对容易点。
在生计不保的情况下，还寄希望于溥仪，有一个叫桂顺的皇族，因家中贫困，就从北京去天津谋生，结果半路就病倒了，他在旅店给溥仪写信，求赐钱财。
溥仪估计想救济也救济不过来。
民国内忧外患，各民族都饱受痛苦，旗人的困苦也难以被顾及，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自力更生。
民初也有社会团体发起救济，互帮互助，培养职业技能，但是效果不明显。
旗人因曾经富裕的生活，也发展出很多曲艺书画爱好，也出了不少艺术家比如京剧程砚秋、曲艺评书侯宝林，书画启功等。
无产阶级革命家关向应也是满族，1946年，在延安弥留之际仍提到自己是满族。
解放后，满族群众也是获得了翻身，也是他们的喜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