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溺婴现象到底多严重？
古代的“溺婴”现象并非从清朝开始兴起，而是在清朝发展到了巅峰。
所谓“溺婴”，就是将刚出生的婴儿放到水中溺死。
当然了，这里的婴儿，多半都是女婴。
在古代，当接生婆看到产妇生下的是女婴，便会问主人家一句:存否？
一旦主家说不留，这个刚刚出世的女婴，就会被头朝下，残忍地放进水盆里，片刻之间便一命呜呼。
这听上去让人心惊胆寒，但更让人惊悚的，是在整个溺婴过程中，孩子的母亲、接生婆以及孩子的家人，没有一个人上前阻止……正所谓“虎毒不食子”，一些为人父母的不忍心将亲生骨肉溺亡，便会选择将婴儿丢到专门的“弃婴塔”里。
他们抱着侥幸的心理，期待有人来领养这些婴孩，给自己的罪恶行为一点心理安慰。
这看似是给婴儿留了一条生路，但实际上，这些可怜无助的弃婴，也只是集中在一起夭折而已。
不可否认，溺婴是古代中国以及旧社会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之一。
溺婴这种陋俗，自战国时期便出现了，只是随着朝代的更迭，溺弃的婴儿性别有所不同。
战国时代主要针对的是女婴。
“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而到了汉朝，弃婴现象出现了大反转，很多人选择了“生子杀之”。
生了儿子也不要？
？
这是因为汉朝规定，男孩三岁就得交一笔高额的费用，一般老百姓出不起，只能选择这种极端的方式。
宋朝对“溺婴”的记载颇多。
宋朝当时的“溺婴”风气主要集中于东南地区，包括当今的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浙江、江苏、福建等地。
北宋学者王得臣晚年整理的笔记《 麈史》记载：“闽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则率皆不举，为其赀[zī]产不足赡也。
若女，则不待三。
往往临蓐贮水溺之，谓之洗儿，建、剑尤甚。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福建当地百姓家中最多养两个儿子，再多生一个孩子，无论是男是女，全部都用盆子装水溺死，还美其名曰“洗儿”。
当年朱熹的父亲朱松在福建做官，他就写下了“闻闽人不喜多子，以杀为常……虽有法而不能胜。
”福建当地人不喜欢多子，所以多生的孩子就都溺死，朝廷虽然有相关法律限制，但根本管不了。
大文豪苏轼当年被贬黄州，也被“生子不举”的现象给震撼到了。
所谓的“生子不举”，说得通俗点就是父母把孩子生下来，不但不养育他，还把他给溺死，用水淹死。
公元1079年，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而被贬黜到黄州担任团练副使，这个职位没有什么实权，比较清闲。
一日，苏轼前往乡下体验民情，遇到一群人围在一起议论纷纷，苏轼十分好奇，便走近竖着耳朵听了起来。
原来，当地有一户人家刚生完小孩，但婴儿的父母却在盆中装满人，然后将婴儿按在水里溺死了。
苏轼怀疑自己听错了，便开口问旁人原因。
！在他的细细追问下，他才得知，原来这户人家刚生了一名女婴，奈何家里已经有了二男一女，再没法养活更多的孩子了，所以只能选择溺死。
苏轼心中十分复杂，他既心疼那个可怜的婴儿，又为这种社会现象无力改变而感到无奈。
于是，苏轼在《与朱鄂州书》中悲愤地写下：“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
尤讳养女，以故民间少女，多男子。
初生，辄以冷水浸杀，其父母不忍，率常闭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嘤良久乃死。
”北宋之所以“溺婴”成风，主要原因还是和老百姓的经济条件有关。
宋代的土地兼并现象十分严重，大量的土地集中在少数的大地主、大官僚手中，占农村人口绝大多数的底层百姓日渐贫困，再一遇到灾年，青黄不接，生活就更加艰难了，只好溺婴、弃儿、不举子了。
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北宋的穷人养不起更多的儿子，富人因为财产分割的原因，也不愿多生儿子。
宋代当时有这么一个说法：“有老而生子者，父兄多不举，曰是将分我赀。
”当时的人们认为，生儿子多了，会影响将来分财产，所以父母也不愿意多生儿子，长兄不愿再多出几个弟弟。
为了保住家产，这些家底丰厚的家庭也会有“生子不举”的现象。
这么一听，宋代的女婴是否就安全了呢？
其实，宋代溺女婴的现象的比例比男婴还高。
除了传统的重男轻女思想外，还由于宋代盛行的婚姻论财，厚嫁成风，贫困家庭不堪负担，即使是较为富有的家庭，也出于不愿使家庭财产分割出去的目的而直接弃子。
到了清朝，溺婴的现象就更严重了，与宋代也略有不同，清朝溺婴的主体主要是女婴。
清朝人溺死女婴，几乎到了无一户不溺的地步，这种现象可谓遍及全国。
江西：“此风各省皆有，江西尤盛，溺女之习，由来已久。
”浙江:“江右风俗多溺女，浙江而金华尤盛，温州、处州、衢州等地亦，溺婴之风颇盛。
”江苏：“有贱女之习，产辄恶之，而贫民尤甚，于是相率而溺焉。
”安徽：“生女多不举，素有溺女之风”。
福建：“闽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率多不举……若女则不待三，往往临蓐；以器贮水，产则溺之，亲生之女，无端溺毙”。
这些文字看着触目惊心，短短一句话的背后，是无数可怜的婴孩无辜的亡灵。
如此猖狂的溺婴现象，朝廷管不管呢？
顺治帝时期，有大臣上奏江南地区“甚多溺女之风”，雍正帝时期也有大臣更是痛批“湖南百姓有溺女之恶俗，恬然不以为怪”。
在清朝历代皇帝中，阻止“溺婴”力度最大的就是雍正皇帝。
他在山西一些州府进行试点，在法律上明文规定禁止百姓溺婴，还出台了很多惩罚措施。
同时，雍正皇帝还下令山西官员联合士绅对百姓进行劝导。
毕竟，思想决定行为，从思想源头上进行把控，才是最有效果的。
但最后的结果却让雍正皇帝失望了。
经过思想教育和政策出台的双管齐下，山西的溺婴现象只是稍微减少了一点，大部分人还是依旧如故。
而且，他们为了防止官府查到，把事情做得更隐蔽罢了。
山西试点以失败告终后，乾隆帝继位后也采取过一些措施，他也曾下定决心杜绝溺婴现象，但最后的效果也不显著。
到了同治、光绪时期，由于朝廷内忧外患，根本无暇他顾，溺婴现象就更严重了。
光绪年间的《大清会典事例》中就曾记载：广东、福建、江西、浙江等省仍有溺婴之风，恐他省亦所不免。
光绪年间，有一个外国传教士约翰曾走访中国，他在日记中写下了很多中国的风土人情，其中就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天，约翰去一个信徒家里拜访，这个信徒的妻子刚好生下一个女婴。
约翰正要道喜，信徒却将女婴交给接生婆，接生婆则十分熟练地将女婴给溺死了！这件事对约翰产生了强烈的刺激和不解，他就把这个故事写在了日记里。
据约翰日记中的走访了解，京城每年会有超过一万名女婴被溺死。
暂且不考虑这个数据的真实性，但这足以反应出，清朝的溺婴现象泛滥成灾。
清朝的溺婴现象为何如此严重呢？
一、政策影响。
一个时代的人民行为，必定和当时的政策和经济密切相关。
清朝溺婴现象远超宋朝，还要从康熙帝的一项政策说起。
清军入关后，百姓生活安稳，既没有什么天灾，也没有战争。
康熙五十一年, 康熙帝在执政晚期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盛世滋丁, 永不加赋”。
人丁税被取消, 老百姓欢呼雀跃。
不仅如此，康熙帝还轻徭薄赋，并下令永不加赋。
政策一出台，老百姓的赋税压力减少了，清朝人口在短期内出现了爆发式增长。
从康熙时期的一亿多人，增长到乾隆时期的两亿多人，而到了道光年间，人口已经突破了四亿。
人口迅速增长，很快就出现了极大的副作用。
当时的生产技术落后，对土地的开发利用也十分有限。
人口大幅增长，但生产的粮食却养不活所有人。
正所谓“地土之所产如旧，而民间之食指愈多，造成了所入不足以供所出”，造成了所入不足以供所出的局面。
再加上社会分配不公，财富相对集中于少数权贵之家，贫富差距悬殊。
当时陕西就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地狭人众，赋厚繁，则膏沃鲜十亩之家，乡则盖藏无数钟之粟，资生之计甚难。
衣不掩膝，肉不知味。
”这个时候，对老百姓而言，如果生下来的孩子养不活，那就只能“及时止损”了。
二、“重男轻女”思想作祟。
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在我国禁锢了女子上千年。
包括当今社会，在不少地方依旧有着这种思想的缩影。
而在当时的清朝，老百姓只能选择把孩子生下来，都会根据婴儿的性别来决定去留。
如果生下的是儿子，可以考虑留下来，毕竟男孩长大了是个劳动力，将来还可以传宗接代，运气好的还有可能让家族发扬光大。
若是女孩儿，长大后最终还是送到别人家里了。
不用多说，各位看官也知道她们的命运了。
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保证充足的物质，以便更好地养育以后的男孩；另一方面则是为尽快跳过哺乳期，尽快再次怀孕，增加生男孩的机会！当然了，这种情况下，女婴的命运也不是千篇一律的。
清朝人还有一个比“溺婴”看起来稍微人性化一点的方式，那就是将卖掉。
在清朝，有一些家庭会选择将女婴培养成“潜力股”，等女儿到了八九岁，就会将她卖给富人家里做丫鬟或者童养媳，要么直接卖到戏院等风月场所。
这样还能赚一笔。
正因如此，清朝也是我国历史上女仆和风月场所最多的朝代。
相比于出生直接被溺亡，这些被卖掉的女子虽然得以存活，但她们长大后只能当地位卑微的奴婢、戏子或是妓女。
从出生那一刻起，她们就被打上了时代的悲剧烙印。
如今，旧社会的制度早已经成为历史，我们的新中国繁荣富强，人民的思想也得到了开化和进步。
但溺婴弃婴这样的社会陋习，并没有完全随着旧制度彻底根除。
溺婴弃婴绝不是单纯地侵害婴儿生命的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多面的社会问题。
不仅需要国家的重视和介入,也需要我们每一个人以身作则，互相监督。
希望每个降临人世的婴儿，都能拥有主宰自己人生的幸福和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