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真正的“中国原子弹之父”？邓稼先还是钱三强？

“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荣誉，不管从哪一方面来讲，只能属于钱三强。

早在民国时期，钱三强夫妇就因为发现铀核三分裂和四分裂，轰动欧洲，法国科学院特意为这对华人夫妇授予了亨利·德巴微物理学奖，并以丰厚的待遇，聘请他们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导师。

所有的人都认为钱三强夫妇会留在在欧洲从事科学研究，成为核物理领域的神仙眷侣，最终夺取诺贝尔奖，名利双收。

但钱三强和何泽慧却偏偏放不下当时贫穷落后的祖国，毅然找到了中共驻欧洲的负责人，表达了想回国的意愿。

多年以后钱三强谈及回国的动因，动情的表示：“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却有祖国。

我们两渴望着回到故土，决心为祖国的富强、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

”对于，居里夫妇很是不舍，特意为这两位科学眷侣设宴送别，家宴进行到一半时，居里夫妇交给了钱三强一些放射物质研究资料和一小铅盒放射源，正是这盒珍贵的放射源，为日后新中国原子弹点火装置的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

回国后的钱三强，一边在清华大学教书育人，培养属于中国自己的高端物理人才，一边满怀信心的组建属于中国的原子核物理研究所。

可惜国民政府腐败无能，一心只想打内战，再加上美国的阻扰，钱三强的计划是无疾而终。

新中国成立之后，钱三强主张以法国、苏联科学院为模板，建立中国自己的”国家科学院“，并亲自参与起草《建立中国人民科学院》草案，不久，又率领专家北上，考察苏联科学院运行模式。

竺可桢评价过钱三强：“钱三强是中国科学院最初的灵魂！”而此时的邓稼先，虽然无比优秀，但不过是一个刚毕业的留美博士，直到1955年，才开始在物理研究所底下担任助理研究员职务。

1958年，物理研究所改名为原子能研究所，邓稼先也被提升为副研究员，并在彭恒武的领导之下，正式开始从事原子核的理论研究工作。

建国伊始，人才奇缺，国家不得不让钱三强放弃研究事业，担任中国科学发展最紧迫的基础工作：首先是接收国民政府旧有的研究机构，并对这些机构进行调整组建管理；其次调查统计全国所有的科学家以及研究机构，了解这些人的研究方向以及科研水准，以便为这些人安排合适的岗位，让这些人学以致用。

时间紧、任务重，对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但钱三强完成得很好。

对于钱三强的功劳，当时国家宣传部副部长龚老说过：“新中国科学工作的\"制礼制乐\"，三强同志是\"于有力焉\"。

其实，对于这项安排，最初钱三强也很是抵触。

作为一个领域已取得一定成就的科学家，让他放下研究，跑去做不相关的行政管理工作，实在是让人难以接受。

为此，任命抵达之时，钱三强表示过拒绝，还曾经推荐过别的人员，但终归找不到比钱三强更合适的人员，不得不要求钱三强挑起担子。

心中郁闷的钱老在和法国老师写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想法，但最终在信件结尾时写道：“这是在做一件大事，全国很多同胞为国家崛起而牺牲，为什么我不能？

我这也是为胜利而牺牲。

”一九五五年，国家正式决定发展核力量，周恩来亲自在中南海西花厅约见钱三强，讲述了过去一年以来，国际上的各种争端，以及受到的威胁，最终对钱三强说道：“现在到了发展原子能的时候了，这件事迟早要做。

”很快钱三强被委以重任，负责原子能发展规划的制定。

56年冬，主导核武器研究的第二机械工业部成立，上将宋任穷为部长，钱三强、刘杰、袁成隆、刘伟、雷荣天等被任命为副部长。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高级领导中，只有钱三强一人是科学家出身。

得到任务的钱三强开始快速行动，先是带团前往苏联，商谈并签订了《和平利用原子能协议》。

在苏联帮助之下，我国很快建成了核反应堆和加速器，但在原子弹制作的关键节点，苏联撤退了所有的233名专家，工作陷入了停顿。

撤走之前，苏联专家们断言，没有他们的帮助，中国哪怕是二十年也造不出原子弹。

钱三强临危受命，担任了中国核弹研究技术上的总负责人、总设计师。

他从全国范围内选调专家，将最优秀的物理人才推荐到核武器研究所，先是举荐了王淦昌、彭桓武担任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长，又亲自去找邓稼先谈话，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

邓稼先义无反顾的表示同意，被任命为理论部主任，从此邓稼先的生活发生了重大转折，和外界的一切联络都基本断绝，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了茫茫戈壁之中。

从钱三强担任技术上的总负责人起，他四处奔走，为国家搜集人才。

在后来被表彰的23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里，有15人由钱三强动员回国，其中7人由他直接推荐到核武器研制一线。

钱三强和钱学森一样，是我们国家当时少有的战略科学家。

他在中苏蜜月期间，不仅建立了重水型原子反应堆、回旋加速器以及储存了一批重要的仪器设备。

而且帮助清华、北大、国防科技建立了技术物理系、原子核物理系，为将来核领域的发展，储存了不少的后备人才。

在原子弹研制期间，钱三强就开始了组织了一批理论物理学家，开始了对氢弹机理进行了探索性研究，1961年，钱三强的老部下于敏正准备去美国留学，钱三强得知消息后，亲自来到其家中，邀请其加入研究组，进行氢弹的预研工作。

在钱三强的高瞻远瞩之下，1964年，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国家立刻底气十足地向氢弹研制发起冲锋。

两年八个月后，随着罗布泊上空传来一声巨响，我国再次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正式成为世界上第四位拥有氢弹的国家。

”面对如此奇迹，西方媒体们都称钱三强为中国的“两弹之父”，但钱三强对这些东西看得很淡。

改革开放后有记者通过采访，阐述钱老为中国核领域所作的贡献，被钱三强看到后，特意郑重托人告知记者：“有些东西对我来讲太过奖了，过则不实！”对于后人追问谁为“原子弹”贡献最大，钱三强也看得很开，认为“中国原子弹研制成功决不是哪几个人的功劳，更不是我钱三强一个人的功劳，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对于台上的“璀璨”，老人更喜欢的是默默无闻的奉献，他经常把自己比作“砂砾”，铺路的“卵石”。

“要有千万个我这样的科学工作者，像沙粒石头一样铺在前进的道路之上，迎来我们的就会是胜利！”——钱三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