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骑兵天下无敌，为何被明军迅速灭掉？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元廷始终没有将自己当作新朝主人而以客人自居，草原上的客人可以劫掠一切，当牛羊被逼到墙角就自然群起反击推翻这个无秩序王朝的上层建筑。
元军在崖山海战后彻底清除南宋势力而统一全国，统一之后的元朝实行分区治理的模式，蒙古和金朝统治区实行蒙古习惯法和财政政策及军队编制，在南宋区域沿袭其固有的钱钞财政体系和汉军建制。
元朝在一个帝国内实行两种制度，这是为了降低南宋区域民众和士大夫阶层反抗烈度，也是为元廷制定统一的《元六典》法令争取时间。
元世宗忽必烈继位之初，他效仿汉族政权开国之君的贤明开放包容姿态重开科举取士制度，南宋区域和金朝区域及蒙古大本营的人才精英通过科举趋势来融入新朝体制，这也为统一人心做人才储备。
元世祖忽必烈任用回族人阿合马作为中书省平章政事，阿合马通过在南宋区域内实行盐钞法收回盐铁专卖权，禁止官员经商，从而为朝廷积累大量财富。
阿合马的财政政策迎合了元世祖忽必烈的财富需求，在元朝开国一段时间内国家财政之处维持了基本平衡。
然而随着元中期帝位频繁更迭，新任君主为笼络元朝诸王与贵族而进行的大规模封赏与恩赐，以及其他诸如礼佛等庞大财政开支，使得中央出现严重财政赤字。
为了应对巨额的财政支出，中央不得不重新调整与地方之间的财赋划分。
故此，元廷将地方进奉羡余视为解决财政危机的重要经济来源。
尤其是到了元中后期，中央甚至一度出现鼓励地方官员进奉献余的局面。
而元代地方官员进奉羡余的现象，也彰显出在元代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权分配不均衡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再侵夺。
元廷中央不断调整地方财政结余，这造成了地方财政极大困难，行省和府州道县各级衙门要维护日常开销就需要额外征收税赋，各级官员绩效考核被与向中央进奉羡余挂钩，于是元朝财政从阿哈马和卢世荣制定合法科学牟利方案变成赤裸裸的国家抢劫。
到了元朝末期，安徽和河南等地天灾人祸不断，元廷中央非但不赈济灾民反而加强对地方财富的压榨力度，以至于元廷最富裕的应天之地都沦为哀号遍野的地狱。
这个时候，活不下来的饥民开始聚集揭竿而起，他们以最传统的上天惩罚无道为口号发起起义，红巾军逐步做大做强，元廷中央排除中央宿卫军和各个地方行探赤马军队配合镇压，农民起义军攻陷城池就地凑集军饷，然而元军却不得不按照中央财政集权的流程一级级请示到中央来凑集军饷。
灵活机动的农民起义军在元朝各个行省纵横自由，而遭受攻击的元朝行省和地方却没有权力私自开府库应对叛军攻击，朱元璋和陈友谅及张士诚的队伍不断利用元廷中央集权的漏洞做大做强。
元廷最后的救赎机会是丞相脱脱的金融改革和政治维新，他用屯田法和变钞令及开京杭大运河国家工程来增加财政收入以应对各地不断农民起义，他的变革起到了缓解国内矛盾作用。
至正十三年（1353年）三月，脱脱用左丞乌古孙良桢、右丞悟良哈台建议，屯田京师地区，以二人兼大司农卿，自领大司农事，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间，北至檀、顺州，东至迁民镇，广募江南农夫佃种官地屯田。
当年便大获丰收，“岁入二十万石” 。
这一举措，使得大都在海运不通的情况下仍能自给粮食。
如果脱脱的财政改革和军事战略可以得到持续的贯彻，那么元朝末年的起义军可能会被征服，毕竟农民起义是为了活下去而不是真正想要恢复宋朝江山。
然而脱脱改革触犯了元廷内部权贵利益而遭到诬陷，在脱脱镇压北方红巾军且正在谋划解决张士诚和朱元璋及陈友谅之际，他被解除军权派往云南戍边。
高邮城下聚集百万元军听闻主帅易人而不战自溃，元军中大多是汉军，他们为了活命纷纷改弦更张投靠红巾军，元末农民起义到达了新高潮。
综合而言，历史周期定律，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王朝不胜枚举，灭亡深刻原因就是国家信用破产引发旧秩序崩塌而需要建立新的秩序，蒙古骑兵入主中原建立中国历史最辽阔的疆土，然而却没有探索出一条可持续的财政制度以至于一旦出现昏君乱政就会引发举国动荡，最终穷奢极欲的元廷被明军赶回漠北回到原始以物易物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