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陈燮阳有哪些故事？
陈燮阳老师，中国有名指挥家、被誉为“中国第一棒”、父亲陈蝶衣、国宝级指挥家、指挥大师、国家一级指挥。
话说2013年12月29日，中国国家交响乐团正在紧张地排练，他们即将在人民大会堂奏响《中国之声》2014年新年音乐会。
排练厅中不时和乐手交流的就是执棒这场音乐会的指挥，当时那年已经七十四岁的陈燮阳。
作为指挥来讲，艺术家无所谓退休不退休、还是始终在舞台上，累总是要累的，但是也习惯了，因为自己那么多年从事指挥事业，舞台一直是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艺术生命。
每年新年临近都是陈燮阳最忙的时候，今天这次排练、也是中国交响乐团在2014年新年音乐会前最后一次排练。
排练挺顺利的，大部分都演出过，也有些新的曲目，比如说自己改编的周杰伦的二胡和大提琴和乐队的《菊花台》。
《菊花台》是台湾歌手周杰伦在2006年推出的一首流行歌曲，这首歌曲调婉转舒缓、具有浓浓的中国风情，一经推出就深受年轻人的喜爱。
2009年，中央民族乐团决定把这首《菊花台》改编成用中国乐器和西洋乐器共同演奏的交响曲目，在庆祝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的大型音乐会上演出。
当时陈燮阳被邀请担任这场音乐会的指挥，没料到演出在即，这首《菊花台》的改编工作却迟迟没有完成。
自己去的时候，他们已经写了好几稿，有音乐学院的老师很多人写，到最后写了五稿，都不是很满意。
马上要演出了，那怎么办呢，那自己说我拿回去试试，反正自己说是要 第一、要发挥本身乐器的特点;第二、要两种乐器要交融在一起;第三个，就是要非常优美。
自己花了一个白天一个晚上，自己就把总谱、分谱全部写好，第二天就在国家大剧院试奏，一奏下来、大家很满意。
在改编《菊花台》的时候，陈燮阳最终选择了能够代表西方特色的大提琴和极具中国特色的二胡，让这两种乐器进行对话。
因为它本身二胡和大提琴的歌唱性都是非常强的，出来的声音不会是完全不搭界的东西，它们能够融合在一起。
所以听起来不觉得是完全牛头不对马嘴的东西，它能够融合在一起的。
或许学习音乐的确是需要一些遗传基因的，陈燮阳的父亲陈蝶衣曾是中国红极一时的词作家，我们所熟悉的《南屏晚钟》、《春风吻上我的脸》、《我有一段情》等许多流行至今的歌曲均出自他的手笔。
做了很多三十年代的非常有名的曲子，流传到现在的还是很多，比如《香格里拉》、《凤凰于飞》，还有后来在香港创作的《南屏晚钟》，还有在香港创作的《情人的眼泪》、《卖汤圆》等等这些，写了三千多首歌词、五十部电影剧本，另外他还是个评论家，还是一个报纸的编辑。
陈燮阳的母亲是上海著名的才女，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但是才子加才女的结合并没有孕育出幸福美满的婚姻。
在陈燮阳的记忆中，父亲很少回家，母亲因此郁郁寡欢、还不到四十岁就辞世了。
一年之后，父亲抛下十三岁的陈燮阳和姐姐独自去了香港，一走就是三十年，音讯全无。
他父亲对他没有任何的教育，他没有负起做父亲的责任;但是他把基因传给自己了，自己母亲和自己父亲的基因传给自己了、艺术细胞传给自己了。
陈燮阳的音乐之路是从一把破胡琴开始的。
自己发现自己的邻居墙上挂了一个破的京胡，后来自己跟我们的小朋友去打蛇，他们打蛇自己不会打，把蛇打了以后把皮包上，弓子没有毛的，他们就去找黄牛，黄牛的尾巴是有毛的、水牛的尾巴是没有毛的，所以把尾巴剪下来就装在那个上面，陈燮阳他就自己拉京胡，自己学自己拉。
或许正是因为遗传了父亲的艺术细胞，陈燮阳的音乐才华很快就显露出来。
1953年，十四岁的陈燮阳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附中。
七年学习期满后，因为成绩优异，又进入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学习，当时他的老师是刚刚从前苏联留学回来的黄晓同。
他黄晓同的老师是非常有名的指挥老师，他的老师就是莫斯科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高克教授。
高克教授指挥了、他的学生里面一大批后来都在全苏联非常有名的，穆拉文斯基等等这些有名的指挥家都是他的学生，所以自己的老师从高克那里学来的，自己再通过老师学，就是很系统的一个俄罗斯学派的指挥系的指挥法，教自己都是非常仔细，要求非常高。
比如一个学期基本上就一部交响曲，它不是说给你很多的东西，很精致、每个细节都不放过的，所以那时候一学期学习不是很多的作品，就是一部作品要学得很细。
1965年，二十六岁的陈燮阳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一出校门、他就担任了上海舞蹈学校、也就是后来的上海芭蕾舞团管弦乐队的常任指挥。
当时黄佐临导演正在上海舞蹈学校排演大型芭蕾舞剧《白毛女》，陈燮阳有幸拿起了这台芭蕾舞剧的指挥棒。
第一次指挥整部的芭蕾舞，当然很兴奋，而且能够把整个演出下来，到后来就是演员都喜欢自己，所以自己一毕业就有一个乐队，锻炼和实践、包括跟舞蹈的配合。
芭蕾舞的节奏特别重要，对一个指挥家来掌握这个节奏那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掌握这种灵活性。
每个演员都不一样，包括都有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速度也不完全一样，那就要看你的反应，反应要快。
转转转，啪一下、停下来，你马上就要有反应。
所以对一个指挥家来讲指挥芭蕾舞是一个很大的锻炼。
芭蕾舞剧《白毛女》成为芭蕾舞民族化的重要作品之一。
在这个舞台上陈燮阳的指挥棒一挥就是十六年。
正是执棒芭蕾舞剧的这段经历，让陈燮阳不仅一举成名，更让他在日后的指挥台上更加激情和稳健。
后来李德伦老师知道，把自己请到北京指挥中央乐团，当时自己记得在北京民族文化宫指挥柴可夫斯基第五交响曲，演出非常成功，所以为这次演出他们团里专门开了一次座谈会，讲了、对自己评价非常高，《人民音乐》发表了文章，什么一个非常有才华的青年指挥什么什么。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给中国带来了新的转机，对于音乐家和乐迷而言，1979年更是个难忘的年份，这一年、除了小提琴家斯特恩历史性的访华，还有指挥家小泽征尔、卡拉扬、戴维斯和小提琴家梅纽因来华演出，音乐交流的日渐频繁也给了陈燮阳一个音乐生涯的转折点。
1981年，陈燮阳获得了美中艺术交流中心的一笔赞助，作为访问学者前往美国学习。
看了美国最顶尖的乐团、最顶尖的指挥家，比如说伯恩斯坦、看他排练;比如祖宾.梅塔，他指挥纽约爱乐乐团，自己都能进去听他排练，祖宾.梅塔他给自己票，伯恩斯坦看他指挥，一面抽烟一面喝酒、一面弹钢琴一面指挥，自己亲眼看到了他，因为接触的都是美国当时最顶尖的音乐家、指挥家、独奏家。
陈燮阳的美国朋友有时候会问他一些现在看来非常可笑的问题，比如中国有交响乐团吗、中国作曲家也创作现代作品吗，虽然这些美国音乐家对中国不甚了解，但是他们的热情和友好仍然令陈燮阳非常感动。
任何音乐会，你只要告诉他我想听，他马上就有票子，卡内基大厅都有包厢给自己去，所以自己到了美国、各个重要的乐团自己都去，听他们排练看他们演出，所以自己走遍了美国的主要的几个乐团，包括芝加哥、纽约爱乐乐团，波士顿交响乐团、当时小泽征尔在里面。
小泽征尔他来看过《白毛女》、1980年，他坐第一排，看过自己指挥，所以自己到美国以后、他们介绍自己到波士顿交响乐团，他(我)们就见面认识了，把自己请到他家里去，我们吃生鱼片在波士顿到他家里面，后来到他的乐团听排练，他向整个乐团介绍自己、这是从中国来的年轻指挥。
在美国的一年时间里，陈燮阳不放过每一个学习的机会。
到耶鲁大学访问时，他就自费进修了奥托.缪勒教授的指挥课程。
自己从他身上学到指挥两手怎么分工，很多指挥就是从头到尾两个手平行的，你要两个手都能分开、分开来表达自己的感情、他是非常突出的，所以自己从他身上就学到这一点就够了。
两个手一边打拍子，左手可以做很多事情来表达音乐所需要的强弱、各种音色的变化就在你的左手里面，右手是拍子、左手是表情。
这就是自己的老师、从他身上学到的东西。
在美国学习访问期间，陈燮阳不仅开阔了眼界、加深了对世界指挥艺术现状的了解，并且博取众长，回国之后，渐渐地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指挥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