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与后金的战争中，明朝犯了哪些错误？错过了哪些机会？
涉及面较广的理由先不说，就说明代卫所士兵的军饷问题。
他们所获军饷极少，即便不谈士人、官僚，底层士兵日常饷俸甚至不及许多自耕农及半自耕农的普通庶民家庭，比之艺人戏子的收入尚且不足。
相对而言仅仅比贫农、奴仆的收入待遇好上不少。
收入低下的情况导致了大量军户士兵脱逃，也使得后期募兵制下招募士兵出现了困难，更导致了明军战斗力的低下，甚至前明军投降清军后，立刻战力暴增，不是因为剃发，而是因为待遇提高了。
一般百姓，江南地区每亩田年产在3石至5石之间，自耕农占地少者三五亩，中者五至十亩，多者不及四十亩（《明代福建的农家经济》），每亩大约可活一口人。
若改种经济作物，每亩年产甚至可达10~20两。
但对于佃户而言，亩租少者0.8石，多者1.3石，收入大抵只有自耕农的一半。
工匠群体收入一般仅能活一口之家，但著名的工匠收入却极高。
服务于官府织造局的工匠每年收入折平价银4.8两，但银作局的工匠每年收入却能达43.2两。
戏子有堂会，工食银高达0.5两，只要偶有堂会收入尚算不错；但一般宅中的仆人，每月收入折银0.24两，一年不到三两（《陈确集·卷15》）。
军人群体中的基层军官百户年收入折成平价银为28.8两（《逸典·两京官俸》），而标营的基层军官马兵百总为28.87两，步兵管队21.6两（《杨嗣昌集》）。
普通军人的收入则少了许多，天顺元年（1457）提高士兵待遇后，有家小的卫所年所得12石，即便折为平价银不过12两；而在京卫所无家小者仅有7.2两。
而运军收入更低，若无妻子，每月仅能支米4斗5升，每年计得5.4石，折成平价银堪堪5.4两。
而羸老残疾的军士每年仅得3.6石，折成平价银3.6两。
（《明代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及其构成》）也就是说普通士兵收入仅略高于工匠，较之贱民中的奴仆也并未高太多。
比之农副业从业者而言有所不如，士人与官僚群体那是只能仰视。
更何况军官与地方官的贪污腐败，克扣普通士兵的军饷无所顾忌。
有些卫所军兵每上缴粮1石本应折银1.2两，但实际交付时却仅折0.8两；而发粮饷之时，每粮1石，仅给军兵4钱银子而存留4钱。
这种双重剥削之下，一些士兵的收入甚至不到规定的一半之数。
（《明代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及其构成》）可想而知，明朝士兵能有多少战斗力，每日干农活还能有多少训练时间。
改变明军军制的唯一一次机会只在戚继光时代，戚继光的职业兵训练制度其实已有成效，在抗倭入朝时体现了战斗力，北方边关的边防也为之改观。
如果朝廷能以戚家军为蓝本改变全国军制，还能有希望修军振武，挽救大局。
但是戚家军的职业兵计划是直接发钱给士兵个人的，断绝了卫所世袭军官世家的大把收入来源，而戚家军打仗勇敢是可以拿普通明军卫所兵双薪的，使得军官文官们克扣军饷贪污的渠道也被掐死！按照宋应昌提供的史料线索，明军戚家军入朝作战的普通士兵，其年薪大约在43两银子。
比国内军队高出1倍以上。
军官也能得到“将官、千、把总等官廪给,各于原支数目外,量加一倍”的待遇。
这种优厚待遇在宋应昌在职时期能得到维持，宋应昌被朝廷撤职后，戚家军官兵的薪资就无法正常发放了。
朝鲜史料记载：“当初南兵先登有功,而李提督不为录功,是以南兵多怨对者,拿致提督之旗牌(官名)数罪枭首,故提督以为乱兵。
”这个南兵为戚家军：戚家军在平壤之战中有功劳，而李提督（李如松）歧视南兵，没有给戚家军记录功劳，导致戚家军士兵对李提督不满的人很多。
李提督认为戚家军对李提督不满意的人为“乱兵”。
李如松是明军的高级指挥官，代表朝廷。
戚家军和朝廷的矛盾，在平壤战役结束后就已经产生了，再加上戚家军的银两工资被朝廷拖欠，戚家军自然会找朝廷讨说法。
而这个“讨说法”在明朝蓟镇总兵王保的眼中，就成了所谓的“兵变”，王保代表朝廷，将戚家军官兵残酷绞杀。
所以最后的戚家军本部在维权时被明军以闹饷哗变为理由镇压了，蓟镇总兵王保杀害戚家军官兵3300多人，朝鲜战场的功臣们在自己国土上被屠杀，断绝了明军最后自我革新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