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为起兵造反，为什么朱棣一直饱受争议，而李世民却被奉为明君？
要说有争议，二者都有份儿，只是相比起来李世民既有智慧，情商又高，身边聚集了众多的治世之才，君臣相互抬高，留下了许多传世佳话，增大了历史存在感。
而朱棣为人多疑善变，性格坚毅，手段犀利，在明朝一直是一枝独秀的存在，缺乏感人至深的故事，从而拉低了历史存在感。
所以，在一般读者眼中，李世民是一位明君，而朱棣却饱受争议。
摆在桌面上，公正评价，二者还是有明显区别的：一、起点不同。
起兵造反的时候，李世民是秦王，地位和荣耀仅次于太子李建成。
而且李世民在初唐时的政治纷争中，独树一帜，既合法，又符合礼制，在李唐王朝统治力量顶层，朝中的不同派别有自由选择的权利。
他们可以跟随太子集团，也可以跟随秦王集团，也就是说李世民在初唐时期的统治阶层，是一支独立的政治势力。
虽然不及太子地位高，但秦王李世民可以独立处理封地（洛阳以东）的军政事务，可以拥有军队，直接对皇帝负责。
唐太宗李世民而燕王朱棣只是一名普通的藩王，和朱元璋分封的二十多名藩王一样，仅拥有地域有限的藩地，而且还被地方官员掣肘，隶属地方宏观统治。
《皇明祖训》规定得很清楚，藩王只允许有少量的卫队力量，人数最多不超过15000人，还要归兵部统一调遣。
藩王府的幕僚只能算作王府雇员，不列入朝廷吏治范畴，因而，他们再有影响力，也算不上一支政治势力，在政治纷争中，没有正当的地位。
明成祖朱棣同样是起兵造反，李世民可以看做是朝廷层面的政治纷争，而朱棣只能是地方反抗朝廷的叛乱，必然成了正统历史学者诟病的典型事例。
二、结果不同。
李世民针对的是太子，仅仅残害的是自己的哥哥、弟弟和侄子，不动摇其他任何阶层的地位和利益。
李建成被射死后，他门下的官僚和部队仍然完整存在，为朝廷所用。
如著名的谏臣魏征，曾经是太子李建成的幕僚，太子败亡后，却径直投身到李世民麾下，日后成为一代名相。
而燕王朱棣针对的是朝廷，他打着“清君侧”的名号，武力推翻了正统朝廷，逼死了皇帝，羁押了大批朝臣，残酷镇压了反对藩王造反的骨鲠之臣，使得他们世世代代变为庶人，不得出人头地。
其结果就是，李世民在朝廷原来的基础上，调整组建了更加严密高效的新班子，不断培养和启用新型人才，开创了古代统治史上一段太平盛世。
而朱棣则是通过造反、政变，推翻了朝廷，打击异己，划分政权，建立了自己独揽一方的新政权，平日里独断专行，以靖难立场划分敌我，在朝廷中造成严重的派别之分，大臣们不得已只求自保，难以形成开明的政治气氛。
三、营造的舆论氛围不同。
由于结果方面的差异，李世民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身边的各个政治派别都得到了应得的政治利益，所以，他们一直对李世民唱赞歌，无论是正史还是文学作品，对李世民给与了足够多的 正面评价，以至于后来的史学家，就是要诟病李世民，也找不到质疑、反对他的素材。
而朱棣则大大不同，由于反对他的势力无法彻底清除，他们自然成了诟病朱棣的有生力量，世代传承，追随者不断繁衍，反对的力量日益增大，谴责朱棣篡权的叫骂声就会越来越多，对历史爱好者的影响越来越大。
明朝后来多位皇帝，赦免靖难遗孤，为方孝孺等许多死于靖难之役的大臣平反，足以说明民间的舆论质疑呼声很高，只得通过平反、恢复名誉来平复社会情绪。
四、治国方略不同。
唐史对李世民的贞观之治评价甚高，因为李世民在魏征等政治家的启发下，深谙民间疾苦，并为此出台了许多民生方面的政令，使得社会各阶层萌发了积极作为的动力。
他那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名言，饱含社会治理的哲理，为后世政治家所推崇。
而朱棣登基以后，好大喜功，采用各种非正常手段，千方百计证明自己皇位位的合法性。
一生穷兵黩武，六征蒙古；派遣庞大的舰队七下西洋；为迁都而大兴土木，劳民伤财；编著《永乐大典》，进行文化垄断；专宠锦衣卫，使得朝廷诞生了一批政治酷吏，严重地制约了民生事业。
两相比较，李世民的治国方略深得民间拥护，而朱棣的为政之路则显得远离老百姓的生活，失去了民心，必然会引起后世历史学家的不同看法，甚至提出一些反对意见。
从以上简单分析对比，可以看出，同样是起兵造反，李世民的为君之道深得民心，历史学者更看重的是他的政治作为，因而忽略了他的弑兄逼父的不道德行为，把他作为一代励精图治的明君来讴歌。
而朱棣的为君之道，在民生方面逊色不少，无论是政论家还是文学家，肯定会有不少批评意见，被历史争议就在所难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