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人说大清早亡了，而陕甘总督还差点为溥仪打下一片江山？

1912年2月12日，中国历史上自秦始皇帝开创帝制以来的最后一位皇帝，清王朝的末代帝王爱新觉罗.溥仪颁布了退位诏书，宣告大清国的灭亡，也宣示了帝制在中国的终结。

此时远在西北的一位大清老臣却正在率兵攻城掠地，为这位已经退位的末代皇帝打下了半壁江山。

这位老臣就是大清国末任陕西巡抚多罗特.升允。

多罗特.升允是蒙古镶黄旗人，出生于晚清时期（公元1858年）的一个官宦世家，其曾祖父富明阿曾任通州副将；其祖父色普真为前锋参领；其父讷仁是进士及第，官至工部侍郎。

虽然生于官宦家庭，但是升允身上鲜有其他八旗子弟的纨绔之气，而是潜心向学，并于1882年中举，借此走上仕途。

晚清时期，洋人在中国各地横行霸道，无人敢管。

升允对此极为痛恨。

中举后被分发吏部候补时，就曾上陈条力主杀尽全国各地洋人。

因此被一戴姓主事反讥：“汝知洋人尚有国否？

汝杀其人，能杀其国否？

”后来升允进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做章京，并以候补道的身份出使欧洲各国，见识了西方的学校、工厂、商业、农业、市政、交通、科技等，使他认识到了西方的先进之处。

他的思想逐渐开化，这为他日后在陕甘地区大力推行新政打下了思想基础。

升允的仕途可谓是顺风顺水，历任总理外国事务衙门章京，工部主事、驻库伦参赞大臣，驻俄国参赞，陕西粮道，山西按察使、布政使，陕西布政使、巡抚，江西巡抚，察哈尔都统，闽浙总督，陕甘总督等。

升允一生为官比较清廉，也曾做过一些造福桑梓的好事。

尤其主政西北十余年的时间里，可谓是煞费心血。

甘肃地处我国大西北，远离统治中心，经济发展落后，自古就有“苦甲天下”之说。

清末的甘肃，即便是作为甘肃手工业、商业中心的兰州，当时也不过是“北临河滨，南对兰山，地面狭隘，周围五六里，户约三千有奇，为 北五省一极小都会。

”近代工业在甘肃大地的出现是在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期间，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7月，左宗棠为了增强自身的军事实力，将西安机器局搬迁至兰州，并同时更名为兰州制造局，这是甘肃近代工业的肇始。

随后左宗棠在兰州开办了一系列的企业，但是左宗棠离开甘肃后，这些洋务工厂也因经营不善而先后停产。

清末新政时期，升允升任陕甘总督，在甘肃积极推行新政，使得甘肃逐步走上了近代工业发展之路。

而兰州道尹兼甘肃农工商矿务总局总办彭英甲则是甘肃新政实际上的主要执行者。

升允首先在兰州创办了甘肃省速成师范学堂，令各府厅州县选送品学兼优的生员入学堂学习，一年后分派到各地高等小学堂做教习；升允创设了甘肃全省巡警总局，并在兰州城关分设十个分局，置巡兵460名，分段轮流巡察，并承担维护治安、消防救灾、清扫街道、点燃路灯等工作；升允还创设了甘肃农业试验场，引进麦、豆、蔬菜等良种，试种后在全省推广。

为了发展甘肃经济，升允还成立了甘肃农工商矿总局，下设农工股和商矿股，在全省各地推广实业。

他还创办了矿务学堂、农林学堂、督垦总局、农务总会、官报书局、创办了《甘肃官报》、青第垦务局、甘肃商品陈列所等机构。

在升允的支持下， 兰州道尹彭英甲还开办了甘肃劝工局厂，利用甘肃资源，引进西方设备技术、制造绸缎、铜器、铁器、玻璃、皮革等产品。

这些工厂所需的艺徒均由甘肃各厅、州、县选送。

经费主要来自官款，其中除厂内产品售款及各地解到艺徒津贴外，岁需银7984两，采购原材料岁需1．9万多两，由农工股按月拨领。

可以说在推行新政方面，升允是大刀阔斧，雷厉风行，一时间，陕甘新政遍地开花，有声有色。

升允的新政虽加重了陕甘的财政负担，但也对陕甘的发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培养了新型人才，开通了社会风气。

任何事务的发展，都离不开人才。

升允不但在推行新政方面不遗余力，在用人方面也不拘一格。

升允所创设的各机构在用人方面不分地域，不分国籍，惟能者用之。

比如兰州道彭英甲能力突出，一人即兼各局、厂职位十多个；而比利时人林辅臣父子、法国博士狄化纯、比利时矿学专家贺尔慈等也受到升允的重用。

今天闻名海内的天下黄河第一桥---兰州中山铁桥也是在升允任内建成。

黄河是兰州的母亲河，赋予兰州无限的生机，留给了兰州无数的历史文化积淀。

但是黄河天险也成为阻碍兰州交通的一大天堑。

当地有民谣：“黄河害，黄河险，凌洪不能渡，大水难行船，隔河如隔天，渡河如渡鬼门关。

”兰州作为历代中原王朝经营西北的中枢，其地位不言而喻。

兰州黄河段的渡河问题也是历朝历代所重视的问题，但是自秦始皇时兰州归属中原王朝起，由于技术等各种原因，两千年间几乎没有哪个王朝在黄河兰州段架桥成功。

黄河上能拥有一座永久性的桥梁成为兰州百姓世代的期盼。

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宋国公冯胜在兰州城西7里处建了黄河浮桥，兰州才真正拥有了一座可以安全横渡黄河的桥梁。

到了洪武九年，卫国公邓愈将浮桥移至城西10里处，改名镇远桥。

洪武十八年，兰州卫指挥杨廉将浮桥移到白塔山下，从此桥的位置便固定了下来。

虽然浮桥比之前的船渡方便了许多，但是弊端也是显而易见，每年春建冬拆，汛期时浮桥也经常被冲断，及其劳民伤财。

到了晚清时，随着兰州人口的增加，对外交往也日益频繁，在黄河上造一座永久性的固定大桥成了人们的心愿。

最早提出在黄河上修建一座铁桥的是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他也曾和洋商福克有过接触，最终因福克要价过高而作罢。

升允任陕甘总督后，开展了一系列的新政运动，在黄河上修建一座固定的铁桥也是一个重要的构想。

1906年，兰州道尹彭英甲与天津泰来洋行经理科犹斯签订合约，以16.5万两白银的工程总价，由德国泰来洋行科犹斯承包修建兰州黄河铁桥，工期18个月，铁桥的样式、结构、荷载等均按外国等章程修建，保固期为80年。

经过艰苦施工，1909年8月19日，铁桥顺利建成通行。

新修的铁桥被命名为“第一桥”。

从此，黄河天堑成为了历史，升允和彭英甲则是历史的创造者。

1928年，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兰州黄河铁桥被正式命名为“中山桥”，并沿用至今。

升允在任职陕西巡抚期间，创办了陕西最早的两所高等学府。

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4月，时任陕西巡抚的升允向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上了关于开办陕西大学堂的奏本，并得到光绪皇帝的朱批。

陕西大学堂开学后，升允又上书请求在大学堂内“设农务、工艺两斋”，并得到光绪皇帝的批准，升允立即拨出库银两万两作为扩建大学堂的经费，后工程超支万余两，升允也予以尽数冲销。

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陕西巡抚升允奏请朝廷将关中书院改为陕西师范学堂并得到批准。

升允想邀请誉满关中的大儒蓝田人牛兆濂为陕西师范学堂的总教习。

牛兆濂作为传统理学士人，对新学不置可否。

但升允对牛兆濂十分的敬重，一年内书涵敦请六七次，牛兆濂以自己立志做学问，对仕途无感为由拒绝。

最后作为陕西巡抚的升允派人持聘书、聘金驱车登门相接，牛兆濂才勉为其难隋之而去。

但只做了三个月的总教习便因理念不合而辞职归乡，继续程朱理学的研习。

正是升允和牛兆濂之间的这段关系， 为 避免日后的一场生灵涂炭埋下了伏笔。

升允在任职陕西巡抚期间，为争取陕西石油矿权也是竭尽全力。

陕西北部的延长地区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这在史籍《汉书.地理志》中都有记载，《梦溪笔谈》中也有记录。

然而千百年来，当地的百姓只是利用石油燃灯、制墨，并没有对石油大规模的开采和利用。

当西方的列强进入中国后，觊觎中国的矿产资源，很快就发现了这一宝藏，深谙石油价值的西方商人便开始密谋夺取延长石油资源。

1903年初，德国世昌洋行雇佣大荔县人于彦彪带领德国水师提督汉纳根从天津来到延长县，与延长县贡生刘德磬、乡绅郑明德等私自订立了合约，计划在距县城五公里的烟雾沟合伙开采石油。

他们在向延长县衙申请备案时，有意隐瞒了烟雾沟山场系县书院公产官地这一事实。

陕西省矿务总局派人勘察时查明了这一事实并禀告了巡抚部院。

升允接报后立即咨呈外务部称：“陕西省矿产久为外人艳羡，以致率请开采者颇有人在。

此次于彦彪等凭一纸空谈，引他人干预，更指书院公产为私相授受之计，按诸定章，诸多未合，与地方实有窒碍。

”咨呈中还表示，开采石油完全是陕西省应办之事，他已下令矿务总局筹设公司，因此，于彦彪等人所请“应毋庸议”。

根据升允的咨呈，清廷拒绝了世昌洋行的申请。

然而于彦彪和世昌洋行不甘心计划失败，于是不断唆使德国驻华公史向清廷施压，清廷按照升允历次的咨呈一一辩驳。

最终陕西当局筹措一万两白作为资金，在延长县设立了石油局。

在升允的多次坚持和力争之下，清廷外务部批准陕西省自办延长石油。

随后候补知县洪寅作为延长石油总办前往汉口化验油品，并聘请日本技师阿部正治郎赴陕西勘察。

1905年，时任陕西巡抚曹鸿勋会同已升任陕甘总督的升允上书《试办延长石油筹修车路以兴利源而资转运》折，光绪皇帝朱批同意。

至此，中国陆上第一个石油厂诞生。

随后，日本技师阿部正治郎带设备来到延长县，在县城西门外确定井位，开采石油，日产石油1到1.5吨。

此井的出油，结束了中国陆上不产石油的历史。

升允为人刚正不阿，不畏强权。

庚子国变时，慈禧和光绪逃至西安。

作为地方官员，升允在陕西迎驾，他见太监沿途骚扰百姓，就大力抑止，铮铮有声。

后又弹劾权贵，凛然不惧。

慈禧太后七十寿诞时，庆亲王命各省献金祝寿。

升允不仅不献金，反而上疏要求停止献金。

故史称升允“实为满员之得未曾有者”。

就是这样一位竭力推行新政，为人刚直的人，骨子里却是一个坚定的保守派。

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清廷为了抵制革命，拉拢资产阶级上层，从而得以保留皇统和皇权，下诏重申预备立宪，并命各省于当年建立咨议局。

升允对此政治体制变革无法接受，强烈反对，并上书反对立宪。

并在奏折中称：“立宪为时会所趋，非两圣（慈禧和光绪）本意。

”坚持体制变革的摄政王载沣和升允之间的矛盾逐渐加深，二人通过奏折屡次交手，互不相让。

载沣以升允“违反潮流，且抵抗懿旨”为由，在奏折上对其大加斥责。

升允也毫不示弱，上书称自己本患心疾，一直未愈，自从慈禧和光绪去世后，自己伤心过度，请求开缺。

被升允气的不轻的载沣最终将陕甘总督升允开缺，但念在升允久任封疆大吏，并没有其他大的过失，姑且只将其开缺，不对其进行追究和严惩。

升允为官一直清廉，因此家无余财。

在被开缺后，甚至无钱返回京城老家。

于是他携带家眷从兰州移住西安满城，奉命管理在西安北郊草滩屯垦军田的八旗士兵。

载沣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

同年10月22日，西安新军起义以响应。

起义当天，升允去西安北郊的草滩办事而未在城内的满城。

于是他带领三名随从匆忙逃往甘肃平凉。

随后，他电告时任陕甘总督长庚，表示自己誓死效命朝廷。

在长庚的举荐下， 升允被任命为陕西巡抚，督办陕西军务，平定陕西反清起义。

接到任命的升允立即赶到兰州，会同陕甘总督迅速组织甘军马安良、张行志等部共40余营兵力，兵分两路直扑陕西。

其中张行志指挥南路军进攻陇州、凤翔；升允亲率马安良、陆洪涛、马周仁等部从北路进攻长武。

同时，他电告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声称自己“世受国恩，自当督率将士勤王。

”升允率领甘军连克长武、邠州等十余城，并包围乾州城，兵临咸阳城外，逼近西安城。

就在升允攻城夺地的同时，南北议和正在进行，升允坚决反对议和。

1912年2月12日，清帝逊位，升允在军中隐瞒了此消息。

固守乾州城的秦陇复汉军政府兵马都督张云山，其部行营执事官兼“王字营”副统雷恒焱自请为全权代表，赴甘军军营与陕西巡抚升允议和。

雷恒焱告知升允清帝已退位，应罢兵惜民。

升允执迷不悟，下令将雷恒焱割耳削鼻挖心，弃尸枯井中。

同时遇害的还有随从魏人杰以及咸阳马庄壮士王君德。

同年4月，亲朋欲收尸安葬。

因尸已腐烂，无法装殓，遂封井为墓，并在墓前建祠立碑。

此时各方人员都出面对陕甘战事进行调停。

陕西革命军秦陇复汉军也试图派遣升允旧部前去和谈止战。

曾任升允卫士的朱长春前往礼泉，劝升允罢兵，升允下令把朱长春钉死在礼泉城东门，并将俘获的革命军全部处死。

升允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各方人士的强烈愤慨，孙中山致电袁世凯，明确指出升允实为“民国公敌”，要求袁世凯派兵援救陕西革命军。

于右任致电袁世凯：“升允涂炭西北之人民，扰乱五族之共各，及今不除，后患滋大”。

在各方的压力下，袁世凯下令河南毅军赵倜率部赴陕增援。

南京临时政府也下令山西、四川、云南、贵州等省的革命军派军援陕。

陕西革命军统帅张凤翙派部下郭希仁、刘守中邀请牛兆濂和兴平的张仁斋出面劝升允罢兵。

其中的刘守中是牛兆濂早期的得意门生。

张凤翙升允和牛兆濂颇有渊源。

清政府曾开设经济特科，选拔专门人才。

时任陕西巡抚的升允向朝廷推荐牛兆濂，并支助路费让其赴京召对。

牛兆濂以自己专攻儒家经史而不懂经济为由拒绝迁往，升允对牛兆濂十分的敬重。

正是考虑到升允和牛兆濂之间的关系，于是请牛兆濂出面和谈。

牛兆濂慨然允诺，当即星夜兼程，不顾个人安危西出礼泉，亲赴升允大营，以民生之计和时局大势晓以利害，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使升允罢兵。

此时，甘军已得知清帝逊位的消息，拒不出战。

面对这种局面，升允放声大哭，痛骂袁世凯欺君误国，并说：“现今皇上退位，我已无君可事，惟有一死以报圣恩。

”部下被他的精神感动，纷纷劝其撤兵。

牛兆濂最终升允没有自杀，由于革命形势的迅速变化，再加上牛兆濂的巧妙劝说，升允准备撤回甘肃，但这时的甘肃也宣布共和，无奈之下，升允只得带着家眷逃往西宁。

西安城因此避免了一场兵祸。

此事也成为牛兆濂一生的美谈。

升允在西宁期间，也并没有消停。

他一心要复辟清室。

他与躲在青岛的恭亲王溥伟等清室遗老取得联系，想以西北为基地，联络旧部，并借用西宁东科尔寺的财力起兵勤王。

同时，他不顾自己年迈体衰，冒着严寒穿越阿拉善沙漠前往库伦，试图劝说蒙古的王公们出兵勤王助溥仪复辟。

蒙古王公在前往蒙古的途中， 一路上升允饥寒交迫，甚至一度在沙漠中迷失方向，幸得遇到路过的商人，才没葬身沙海。

他历经一百二十多天的长途跋涉到达库伦，却没有得到自己的想要的结果。

蒙古的王公们对时局持观望态度，他们对升允是热情有加，但是对出兵勤王的事只字不谈。

失望至极的升允只好辗转经俄罗斯西伯利亚及中国东北地区前往日本。

在日本期间，升允结纳宗社党人，积极参加宗社党的复辟活动，成为宗社党的重要骨干之一。

之后，升允从日本回到青岛，为了复辟清室到处活动，不遗余力。

升允为了复辟清廷东奔北走，颠沛流离，但终是一事无成，不免心情郁悒，渐染疾症，健康状况每况愈下。

1921年夏，升允受他的朋友、著名的考古学家、金石学家罗振玉力邀，全家从青岛搬至天津罗振玉当时在法租界德邻里的一幢别墅里居住。

在天津期间，他积极出入溥仪小朝廷，为之出谋划策。

宗社党1931年9月20日，升允于天津病逝，时年73岁。

纵观升允的一生，他对清王朝愚忠，他的后半生一直在为复辟清室而奔走，但一直在屡屡碰壁，但升允乐此不疲，从未后悔过。

升允死后，铁良在挽联中赞其“辛亥之乱，第一忠臣。

”而溥仪则对其赠谥号“文忠”以褒奖。

在清代的谥号中，“文忠”被认为是仅次于“文正”的谥号。

溥仪还在其自传《我的前半生》中，将升允与溥伟、善耆、铁良并称“四个包申胥”。

其他三人皆为清朝宗室，只有升允连满人都不是，而是蒙古人。

从升允一生对于大清王朝的付出和作为来看，他配得上这样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