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的治国方略-西汉初期的治国思想主要是？

西汉初期的治国思想主要是

西汉初期以黄老思想治国。

“黄老”思想的主要观点在于“无为”，它不是说什么都不做，而是指不要“无中生有”、不要“无事生非”。在道家看来，春秋战国时代之所以天下纷争，就是因为以诸侯为首的天下人，个个为利欲所驱遣，彼此攻伐，“无事生非”。所以，老子提出以“无为”来应对社会的“有为”，主张人人“无为”，天下也就相安无事了。

正是在这样的指引下，西汉初期，汉高祖采用了“黄老”思想做为自己的统治思想。事实上，这种统治思想，在当时是有相当的积极作用的。试想，经过一番战乱，人民都盼望过上平静的生活，在这样的背景下，主张“无为”而治，反对战争、反对苛捐杂税、反对劳苦兵役，是顺应历史和人民的呼声的。

西汉的治国思想是什么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儒家，曾作为中国古代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基本指导思想存在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文人入世，而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则是“高山仰止，景行去处。”被后世当作圣人的典范。作为确立儒家为正统思想的汉王朝，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背景下，汉王朝统治时期却充斥着“儒、法、道”三家的身影，今天我们就来浅析下，“儒、法、道”三种意识形态下的西汉王朝。

“儒、法、道”三家在汉王朝不同时期的应用

黄老无为，与民休息

在汉朝初立之际，百姓已遭战火摧残多时，各种事物百废待兴，朝廷急需调整状态，于是与民休息，藏富于民的基本国策就被统治者制定下来，《汉书》中记载：“孝惠高后之时，海内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无为，故惠帝拱己，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闼，而天下晏然，刑罚罕用，民务稼穑，衣食滋殖。”而后文景二帝时期为缓和阶级矛盾，仍旧延续高祖无为而治的治国方略，并且文景二帝开始大力发展农业，强调“农，天下之大本，务莫大焉。”。

道家黄老学说注重节俭制奢，所谓“卑宫室而高道德，恶衣服而勤仁义”，在汉朝初期统治者承继尧舜明君贤明爱民的思想，加之道家黄老无为、顺其自然的与民休息政策，符合当时的社会状态，缓解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极大的促进了汉初经济的发展，“文景之治”更是为汉代中期发展新局面提供了必要条件。

推崇孔氏，抑黜百家

在汉武帝统治初期，汉武帝刘彻与窦太后的权力角斗逐渐浮出水面，汉武帝依靠儒生力量对抗窦太后专权和汉代前期黄老无为的主流意识形态，在窦太后去世后，汉武帝为巩固统治，采取了一系列尊儒的政策，如设立五经博士、建立太学、举孝廉、建立博士学官制等等众多引儒学士子入世的举措。《史记·儒林列传序》中记“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

说到汉代儒家就不得不谈到一个关键性人物董仲舒，他摒弃了先秦时期儒家的理想主义，兼收百家之长，尤其是他提出“君权神授”并且明确“君臣之礼”的重要性，十分符合汉武帝理想蓝图中的统治需要，此后他所提出的“推崇孔氏，抑黜百家”，利用孔子学说来统一天下的思想，就被汉武帝以及后世君王效仿执行。

明其法势，富国强兵

“文景之治”虽使得汉王朝经济发展迅速，但“无为而治”却令各方诸侯异心渐起，地主商人也开始威胁中央集权，史书中记载诸侯“无人君之礼”“封君皆低首仰给”。对此，性格霸道专制的汉武帝在独尊儒术的背景下，却在政治实践

文景之治的治国思想的

惠帝、吕后时期（公元前194年——公元前180年），在政治上起着显著作用的是无为思想。

丞相曹参沿袭萧何辅佐汉高祖的成规，所谓“萧规曹随”，举事无所变更。在这15年中，很少兴动大役文景时期“与民休息”的政策，既是对刘邦时期这一政策的延续。同时又有所调整。

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文帝下诏对田租进行全免；景帝元年（公元前156年）复收田租之半，即三十税一，并成为汉朝定制。文帝时，丁男徭役减为“三年而一事”，算赋也由每年一百二十钱减为四十钱。长期减免田租徭赋，促进了广泛存在的自耕农民阶层的发展。农业的发展。大大降低了粮价。商业也日益活跃起来。

文景时期的“与民休息”政策，有利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可以说，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盛世。

项羽治国思想

项羽的政治理念不是“帝制”，而是说项羽的能力是否能胜任皇帝的职位。向项羽只对《万敌》的战争艺术感兴趣，对治国理世的书籍不感兴趣，他读书只是为了记住别人的名字，这样的人物如何管理好世界？

项羽最大的悲剧是项羽没用，但他是用人的天赋。项羽的才能可以算是一个好将军，也是皇帝手下的人才，不过，他是个“霸王”却，不善于用人，即使他杀死了刘邦，这个缺点却也不会因为杀死刘邦而消失，项羽失败只是时间问题。

论贵粟疏体现了怎样的治国政策?具有什么积极意义

疏是向皇帝陈述意见的一种文体，也称“奏疏”或“奏议”。这篇文章分析了西汉初期社会经济上存在的严重问题，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聚敛财物，大批农民流离失所，生活困苦，社会矛盾日趋激化。文帝时，为防匈奴入侵，边塞又陈兵无数，耗粮巨万。针对这些问题，晁错上疏，全面论述了“贵粟”的重要性，阐明使民务农，入粟于边，以解决农民与商贾贫富悬殊，守边士卒无粮供给的矛盾。文章引古说今，多用对比手法，以古圣王之时与今之时相比，以五谷与珠玉金银相比，以富商大贾与劳动人民相比，对照鲜明，说理透辟。逻辑严密，文辞流畅，充满强烈的情感。

全文通过正反两方面的连论说了重农贵粟对于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安定生活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作者在说明问题时运用古今对比，农夫与富商大贾的对比，法令与实际情况的对比，使他的主张得到更鲜明的表现，让统治者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其中特别是对农民现实生活的贫困穷苦的描写，揭露性很强。

所谓“谷贱伤农”，意思就是说，粮食太便宜了，就会挫伤农民种粮食的积极性，导致产量减少，这对国家的长治久安是有很大影响的。因为中国在历史上一直就是一个农业国，所以历代的统治者都很重视农业的发展问题。晁错认为蓄积多，则民心稳，统治稳固；而要增加蓄积，必须想办法使农民尽心于农业生产。但现状是农民忙活了一年，到头来却只有很少的收益，为了应付各种赋敛，有的甚至“卖田宅，鬻子孙”；而商人无农民之劳，却能“衣必文采，食必粱肉”。这种差距不可能使农民安心于农业，作者由此提出“欲民务农，在于贵粟”的观点。

文章写作特点鲜明，首先主要釆取了层层对比分析的方法进行论证。文章通篇正反对举，观点鲜明。开篇即以古今比况，阐明今世“不农”有悖于古先圣王“开其资财之道”的宗旨；继而论不农之害与重农保民之理形成对比，提出“务民于农桑”的思想主张；接着通过珠玉金银与粟米布帛价值、作用的比较分析，强调明君应重农抑商“贵五谷而贱金玉”的道理。第二部分指陈时弊，以农夫与商人苦乐的对比分析，指出“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的根本原因。第三部分提出对策，则通过“复卒”和“人粟受爵”利弊优劣的比较分析，以论证“贵粟”主张的重大意义。总之，通篇正反对举，力陈利弊得失，使正面观点更为鲜明，更具说服力。

其次行文中运用了议论的连锁推理，如“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由此及彼，环环相扣，增强了文章的论辩力。

还有是立论精辟，论述严密。文章的中心意旨是阐明“重农贵粟”的思想主张。第一部分先阐明重农抑商以“开其资财之道”的宗旨，为“贵粟”主张确立坚实可靠的理论依据。第二部分指陈时弊，正确的政策是实施基本国策的根本保证。文章通过对比分析，尖锐指出“急政暴虐，赋敛不时”的政策，是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的根本原因。在此基础上，文章最后部分提出“以粟为赏罚”的具体措施，并论此措施“主用足”“民赋少”“劝农功”等三大作用，从而与开篇提出的重农抑商以“开其资财之道”的宗旨一脉相承。全文围绕“重农贵粟”的思想主张，阐明宗旨，指陈时弊，层层推进，逐层深入，立论精辟，论述严密，具有较强的说服力。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说晁错的文章“皆疏直激切，尽所欲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