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与鲁迅(林语堂与鲁迅的关系用一句话形容)
鲁迅与林语堂本是好友，为何最后分道扬镳？
不知道在大家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过，曾经一度非常要好的朋友因为一些小事和误会最后分道扬镳，朋友都做不成。
也许是因为性格不同，也许是因为快人快语，也许只是因为意见不一。
总之无论是什么原因，关系越闹越僵。
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知名人士之间也经常出现，比如文豪鲁迅和作家林语堂。
鲁迅想必所有中国人都应该很熟悉。
他不仅仅是一代文豪，更是一位全国知名的教育家和革命家。
但大众对于林语堂的认知似乎并没有那么多了解，其实很多文学青年们都喜欢的小说《京华烟云》和《啼笑皆非》就是出自此公之手。
他也是民国时期有名的翻译家，文学家。
两人之间由好友到反目的事情直到今天也让人感到唏嘘。
1923年，年轻的林语堂从国外留学回国，正值民国时期的大学教育改革。
于是经北大的胡适介绍，他受聘于北大英文系教授外国文学课程。
而那时的北大在学术流派上分为两个派系，一派是以周氏兄弟为首的激进派，而另外一派则是有胡适为代表的传统教育派。
如果按照推荐人的情况来看，林语堂肯定是要加入胡适这一派的。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他加入了鲁迅创办的《语丝》刊物，这就等于是说林语堂在学术上站到了鲁迅的一边。
事实上林语堂从欧美留学之后，身上养成了很浓重的欧美社交习惯，相对于当时中国的 社会 关系并不适应。
他只是根据自己对于文学创作上的喜好而选择了《语丝》。
他觉得《语丝》刊物的文章非常的开放自由，同时也敢于针砭时弊说真话。
于是相差十四岁的鲁迅和林语堂便共同以笔为剑并肩战斗。
五卅惨案之后，鲁迅先生写了《为了忘却的记念》，而林语堂也写了非常针对政府的文章。
但是由于这篇文章太过一针见血，所以没有报馆敢于发表。
而且林语堂也被当时的军阀政府给盯上了，家门口总有军警特务转悠。
于是林语堂为了避难只好回到故乡福建，到厦门大学出任文科主任。
并且将同样受到军阀们排斥的鲁迅也邀请到了厦大。
但事实上鲁迅先生的性格更加各色一些，与厦门大学的同僚相处并不愉快。
甚至在那时被理科部主任刘树杞排斥，但是为了同是文科部的朋友林语堂好过一些，几次三番地刁难他都忍了。
1927年初，鲁迅对厦大校长林文庆的旧派作风看不惯，加上本身与其他同事相处不好，于是就离开厦门北上去了广州。
而林语堂在这之后也被排挤了，无奈离开了厦大。
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大多数是性格不同导致的，有一个性格相反的朋友其实是一件糟心事。
比如你对一件事情的态度模棱两可，而朋友却严肃较真，那么矛盾自然就会出现。
如果还不愿意解释清楚化解矛盾，分道扬镳则是时间的问题了。
林语堂受过欧美教育，性格开朗活泼，不拘一格。
鲁迅东渡日本学医出身，谨慎刻板言出如山， 性格不同且都充满个性的他们就没有做到互相尊重和恰当理解，于是很小的事情引发的误会就加深了彼此的矛盾。
鲁迅到上海之后生活拮据，经常托北新书局出版自己的书。
但是书局老板李小峰由于时局原因常拖欠稿费，这让鲁迅大为不悦，而且坊间因为这件事传言鲁迅爱财如命，还拿李小峰和张友松之间的矛盾写文章攻击他。
鲁迅并没有在意那些胡言乱语的文章，他只是对拖稿费这件事忍无可忍，于是打算要状告北新书局。
郁达夫为了缓和这之间的关系，让李小峰摆了个饭局请鲁迅讲和，林语堂夫妇也在饭局的邀请之列。
去之前林夫人还提醒林语堂不要多说话，谁知在席间提起张友松的时候林语堂多说了两句，似乎是为了缓和矛盾而说了张友松几句不是。
鲁迅喝多了，听罢便产生了一些误会，便拍着桌子质问林语堂为什么人云亦云 。
林语堂也据理力争说自己没那个意思。
两人越说越呛，饭局不欢而散。
在这之后，两人并没有因此而不来往，但是矛盾加深往往来自于不经意间的积累。
林语堂在自己办的刊物《论语》上发表了一篇名叫《我的戒烟》的文章。
这篇文章被鲁迅批评说时下的中国不适合这种西洋式的幽默。
而不久之后在黎烈文的饭局上林语堂和鲁迅聊天时突然向鲁迅发问：“您平时抽多少烟？” 他只是觉得当时屋中吞云吐雾的样子有意思而已。
但这个问话被鲁迅误以为是拿自己找反驳批评的材料。
于是鲁迅毫不客气地表示： “你知不知道，拿抽烟这种小事做刊物幽默很无聊！这样是办不好刊物的！”一派教训的语气。
林语堂一时语塞，气氛突然紧张起来。
这时黎列文为了缓和气氛便插话希望鲁迅能够在自己的刊物《自由谈》中多多捧场，而鲁迅却调侃道：“你的刊物要是能登骂人的稿子，我那有的是！我想骂的人多着呢！” 这被大家听来是要骂林语堂了，而林语堂也只是讪讪一笑没有回话。
之后的几年，林语堂和鲁迅之间的文学风格也渐渐地不一样了。
鲁迅自然是一如既往的唇枪舌剑、执笔如刀。
而林语堂开始走了以“幽默”的方式来对当时 社会 表示不满。
其实二人的行文方向是统一的，只是方式不太一样而已。
但也造成了两人决裂的最终形成。
矛盾的加深其实源于一场葬礼。
1932年12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特务暗杀，林语堂和鲁迅都深切悲痛。
正巧这时他们二人同时被特务严密监视，吊唁的日期被好巧不巧地错开了。
鲁迅以为林语堂怕事不来，于是在吊唁仪式上极为生气并表示鄙视林语堂的为人。
而林语堂在之后的下葬仪式上也冒着生命危险来了，但鲁迅那天却缺席了。
这个事件让两人的误会更深了。
1934年，林语堂又办起了另外一个刊物《人间世》，于是借此邀请好友来家里吃饭，鲁迅也在席间，这说明两人关系还有缓和的机会。
但是之后《人世间》炒作自寿诗被左翼联盟批评，而且鲁迅作为盟主炮轰林语堂办的《人间世》的幽默文学是“麻醉文学”。
在这之后，有几次鲁迅甚至当面给林语堂难堪，林语堂都不屑与之分辨了。
朋友做到了没有架吵的地步，也就算是做到头了。
鲁迅与林语堂可以说是彻底决裂。
两年之后，林语堂去了美国，鲁迅在十月中旬因肺结核病亡。
两位文豪就此再也无法相见。
林语堂在得知鲁迅去世之后，写出了他对鲁迅的看法。
文中表示：自己对鲁迅其实一直很尊敬，两人的嫌隙其实是由于性格不同的自然原因。
更何况意见相左未必就不是朋友，而且他们之间也根本不存在什么意气之争。
收藏家马未都先生在节目当中曾经提到过： “中国 社会 的人际关系中有三个特点，生人要熟、熟人要亲、亲人要生。
而这三种人际关系间的分寸，往往不被人们重视。
” 这三个特点被描述得非常抽象，但引发了很多朋友的反思。
在中国的 社会 关系中，往往想要和陌生人亲近都要显得和对方熟络一些；
而和比较熟悉的朋友要处得像亲人一样才能加深交往。
但关系太亲近的朋友之间，则要有一些互相尊重相敬如宾的生分才能长久交往下去 。
也许如果鲁迅和林语堂之间能保持好这样的交往尺度，他们的友情也不会最终走向反目。
鲁迅与林语堂之间的故事
鲁迅和林语堂是女师大同事，在女师大事件发生后的1925年12月5日，鲁迅主动给林语堂写信，两个人便开始慢慢成为朋友，林语堂后来还曾表示，当时北大教授分为两派，一派是以胡适为领袖的现代评论派，一派是以周氏兄弟为首的语丝派，而鲁迅是属于后一派的，语丝派的代表人物就是鲁迅，在语丝派与现代评论的论战中，林语堂与鲁迅站在一起，甚至比鲁迅表现得更为激烈；
后来两个人又一起到厦门大学任职，当时厦门大学的主要靠理科起家，林语堂一去就分走理科部一半的经费，导致被理科部主任刘树杞的忌恨，因为林语堂是厦门大学校长请来的，刘树杞不敢怎么样，只有拿鲁迅下手，三次让鲁迅换住的地方，后来干脆直接搞到理学院大厦的地下室去，这样还不解气，把屋里的两个灯泡取下一个，理由是节约电费；
虽然鲁迅各种被刁难，但是为林语堂还是留了下来，鲁迅说：“只怕我一走，玉堂要立即被攻击，所以有些彷徨”。
鲁迅与林语堂本是好友，为何最后分道扬镳？
不知道在大家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过，曾经一度非常要好的朋友因为一些小事和误会最后分道扬镳，朋友都做不成。
也许是因为性格不同，也许是因为快人快语，也许只是因为意见不一。
总之无论是什么原因，关系越闹越僵。
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知名人士之间也经常出现，比如文豪鲁迅和作家林语堂。
鲁迅想必所有中国人都应该很熟悉。
他不仅仅是一代文豪，更是一位全国知名的教育家和革命家。
但大众对于林语堂的认知似乎并没有那么多了解，其实很多文学青年们都喜欢的小说《京华烟云》和《啼笑皆非》就是出自此公之手。
他也是民国时期有名的翻译家，文学家。
两人之间由好友到反目的事情直到今天也让人感到唏嘘。
1923年，年轻的林语堂从国外留学回国，正值民国时期的大学教育改革。
于是经北大的胡适介绍，他受聘于北大英文系教授外国文学课程。
而那时的北大在学术流派上分为两个派系，一派是以周氏兄弟为首的激进派，而另外一派则是有胡适为代表的传统教育派。
如果按照推荐人的情况来看，林语堂肯定是要加入胡适这一派的。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他加入了鲁迅创办的《语丝》刊物，这就等于是说林语堂在学术上站到了鲁迅的一边。
事实上林语堂从欧美留学之后，身上养成了很浓重的欧美社交习惯，相对于当时中国的 社会 关系并不适应。
他只是根据自己对于文学创作上的喜好而选择了《语丝》。
他觉得《语丝》刊物的文章非常的开放自由，同时也敢于针砭时弊说真话。
于是相差十四岁的鲁迅和林语堂便共同以笔为剑并肩战斗。
五卅惨案之后，鲁迅先生写了《为了忘却的记念》，而林语堂也写了非常针对政府的文章。
但是由于这篇文章太过一针见血，所以没有报馆敢于发表。
而且林语堂也被当时的军阀政府给盯上了，家门口总有军警特务转悠。
于是林语堂为了避难只好回到故乡福建，到厦门大学出任文科主任。
并且将同样受到军阀们排斥的鲁迅也邀请到了厦大。
但事实上鲁迅先生的性格更加各色一些，与厦门大学的同僚相处并不愉快。
甚至在那时被理科部主任刘树杞排斥，但是为了同是文科部的朋友林语堂好过一些，几次三番地刁难他都忍了。
1927年初，鲁迅对厦大校长林文庆的旧派作风看不惯，加上本身与其他同事相处不好，于是就离开厦门北上去了广州。
而林语堂在这之后也被排挤了，无奈离开了厦大。
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大多数是性格不同导致的，有一个性格相反的朋友其实是一件糟心事。
比如你对一件事情的态度模棱两可，而朋友却严肃较真，那么矛盾自然就会出现。
如果还不愿意解释清楚化解矛盾，分道扬镳则是时间的问题了。
林语堂受过欧美教育，性格开朗活泼，不拘一格。
鲁迅东渡日本学医出身，谨慎刻板言出如山， 性格不同且都充满个性的他们就没有做到互相尊重和恰当理解，于是很小的事情引发的误会就加深了彼此的矛盾。
鲁迅到上海之后生活拮据，经常托北新书局出版自己的书。
但是书局老板李小峰由于时局原因常拖欠稿费，这让鲁迅大为不悦，而且坊间因为这件事传言鲁迅爱财如命，还拿李小峰和张友松之间的矛盾写文章攻击他。
鲁迅并没有在意那些胡言乱语的文章，他只是对拖稿费这件事忍无可忍，于是打算要状告北新书局。
郁达夫为了缓和这之间的关系，让李小峰摆了个饭局请鲁迅讲和，林语堂夫妇也在饭局的邀请之列。
去之前林夫人还提醒林语堂不要多说话，谁知在席间提起张友松的时候林语堂多说了两句，似乎是为了缓和矛盾而说了张友松几句不是。
鲁迅喝多了，听罢便产生了一些误会，便拍着桌子质问林语堂为什么人云亦云 。
林语堂也据理力争说自己没那个意思。
两人越说越呛，饭局不欢而散。
在这之后，两人并没有因此而不来往，但是矛盾加深往往来自于不经意间的积累。
林语堂在自己办的刊物《论语》上发表了一篇名叫《我的戒烟》的文章。
这篇文章被鲁迅批评说时下的中国不适合这种西洋式的幽默。
而不久之后在黎烈文的饭局上林语堂和鲁迅聊天时突然向鲁迅发问：“您平时抽多少烟？” 他只是觉得当时屋中吞云吐雾的样子有意思而已。
但这个问话被鲁迅误以为是拿自己找反驳批评的材料。
于是鲁迅毫不客气地表示： “你知不知道，拿抽烟这种小事做刊物幽默很无聊！这样是办不好刊物的！”一派教训的语气。
林语堂一时语塞，气氛突然紧张起来。
这时黎列文为了缓和气氛便插话希望鲁迅能够在自己的刊物《自由谈》中多多捧场，而鲁迅却调侃道：“你的刊物要是能登骂人的稿子，我那有的是！我想骂的人多着呢！” 这被大家听来是要骂林语堂了，而林语堂也只是讪讪一笑没有回话。
之后的几年，林语堂和鲁迅之间的文学风格也渐渐地不一样了。
鲁迅自然是一如既往的唇枪舌剑、执笔如刀。
而林语堂开始走了以“幽默”的方式来对当时 社会 表示不满。
其实二人的行文方向是统一的，只是方式不太一样而已。
但也造成了两人决裂的最终形成。
矛盾的加深其实源于一场葬礼。
1932年12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特务暗杀，林语堂和鲁迅都深切悲痛。
正巧这时他们二人同时被特务严密监视，吊唁的日期被好巧不巧地错开了。
鲁迅以为林语堂怕事不来，于是在吊唁仪式上极为生气并表示鄙视林语堂的为人。
而林语堂在之后的下葬仪式上也冒着生命危险来了，但鲁迅那天却缺席了。
这个事件让两人的误会更深了。
1934年，林语堂又办起了另外一个刊物《人间世》，于是借此邀请好友来家里吃饭，鲁迅也在席间，这说明两人关系还有缓和的机会。
但是之后《人世间》炒作自寿诗被左翼联盟批评，而且鲁迅作为盟主炮轰林语堂办的《人间世》的幽默文学是“麻醉文学”。
在这之后，有几次鲁迅甚至当面给林语堂难堪，林语堂都不屑与之分辨了。
朋友做到了没有架吵的地步，也就算是做到头了。
鲁迅与林语堂可以说是彻底决裂。
两年之后，林语堂去了美国，鲁迅在十月中旬因肺结核病亡。
两位文豪就此再也无法相见。
林语堂在得知鲁迅去世之后，写出了他对鲁迅的看法。
文中表示：自己对鲁迅其实一直很尊敬，两人的嫌隙其实是由于性格不同的自然原因。
更何况意见相左未必就不是朋友，而且他们之间也根本不存在什么意气之争。
收藏家马未都先生在节目当中曾经提到过： “中国 社会 的人际关系中有三个特点，生人要熟、熟人要亲、亲人要生。
而这三种人际关系间的分寸，往往不被人们重视。
” 这三个特点被描述得非常抽象，但引发了很多朋友的反思。
在中国的 社会 关系中，往往想要和陌生人亲近都要显得和对方熟络一些；
而和比较熟悉的朋友要处得像亲人一样才能加深交往。
但关系太亲近的朋友之间，则要有一些互相尊重相敬如宾的生分才能长久交往下去 。
也许如果鲁迅和林语堂之间能保持好这样的交往尺度，他们的友情也不会最终走向反目。
鲁迅与林语堂究竟有何矛盾？
鲁迅与林语堂二人的关系，用时下一句流行的话来说，那便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在鲁迅与林语堂相识的11年里，鲁迅日记中记录与林语堂相交的次数有127次之多，平均一年有12次，每个月1次。
这样的交往，不可谓不多。
那么，鲁迅与林语堂是如何从朋友变成陌生人的呢？二人之间到底有何矛盾？为何林语堂要骂鲁迅是大烟鬼和神经病？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林语堂与鲁迅相见是在一次参加雨丝派的集会时，实话实说，林语堂一开始对鲁迅是没什么好印象的。
林语堂在其《八十自叙》中记载道：“他哥哥周树人（鲁迅）可就不同了，每逢他攻击敌人的言语锋利可喜时，他会得意得哄然大笑。
他身材矮小，尖尖的胡子，两腮干瘪，永远穿中国衣裳，像个大烟鬼。
”（林语堂.林语堂自传1991.115）鲁迅矮小干瘦的形象是林语堂最初的印象，他认为鲁迅的干瘦是抽鸦片的结果。
这种印象或多或少地对后来二人决裂之后，成为了林语堂对鲁迅形象贬低的代称。
林语堂与鲁迅的关系起初还是不错的，1925年北京发生学生集会活动，热血青年林语堂上街声援学生运动，与反动军警发生冲突。
林语堂一砖头打破了军警的脸，军警也回敬了林语堂一砖头，林的头上永远地留下了一个疤。
鲁迅在得知林语堂的英勇行为后，对这个后生晚辈大加赞赏，当即给林语堂写信问候，引为同志。
1926年，鲁迅与林语堂同时到了厦门大学任教，二人在厦门大学期间都曾受到排挤，于是同病相怜有过一段患难之情。
二人的决裂是从以下这三件事情开始的：曾经有过一段时间，鲁迅和林语堂都住在上海北四川路横滨桥附近。
有一天，鲁迅在楼上抽烟，不小心将烟头从楼上扔下将林语堂晒在楼下的蚊帐烧去了一只角。
林语堂便开始碎碎念，还大声呵斥鲁迅。
鲁迅比林语堂年长14岁，觉得被小辈这样不给面子的呵斥有点脸上挂不住，于是觉得林语堂小题大做，回应林语堂：“一床蚊帐不过五块钱，你叫个啥，烧了又咋样？”两人就这样楼上楼下，你一言我一语的怼了起来，彼此心中都很不爽。
鲁迅与林语堂的第二次决裂是一次聚会上，有几位作家是广东人，正在用粤语交谈，林语堂估计是出于开玩笑的心态，于是用英语说了几句。
坐在一旁的鲁迅即为不悦对林语堂说：“你是什么东西！难道想用英语来压中国同胞吗？”此话说完，大家都没法吃饭了，林语堂更是满脸通红，尴尬至极。
1929年8月，林语堂与鲁迅发生了最严重的一次决裂。
事情的起因是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小峰拖欠了鲁迅540块大洋的稿费钱，鲁迅多次上门催债，李老板就是不给。
于是鲁迅请了律师准备将李小峰告上法庭，李老板这下着急了不但赔了鲁迅的540块大洋，还请了鲁迅、林语堂到饭店去吃饭。
饭局上，李小峰说了鲁迅的学生张友松的坏话，说张友松故意让他拖欠鲁迅的稿费的。
本来林语堂是去陪吃陪喝的，没他什么事。
他也不知道张友松与鲁迅的关系，于是就附和了李小峰插了几句嘴，骂了张友松。
不料这下捅了马蜂窝，鲁迅认为林语堂与李小峰合伙欺骗他，还把黑锅往张友松身上丢。
鲁迅在日记中记到，林语堂当时“鄙相悉现”，二人顿时吵开了锅，这饭没法吃了。
据说二人吵得非常厉害，整个饭店的食客都围过来看二人争吵，二人甚至不顾大师形象，各种畜生等骂人的话都说出来了。
这下彻底没救了，二人从此见面如见陌生人，老死不相往来。
林语堂为此在日记中记道：“八月底与鲁迅对骂，颇有趣，此人已成神经病。
”鲁迅与林语堂二人为何最终走上决裂的道路？主要原因还是性格问题。
鲁迅的性格偏激，尤其看重别人对他的态度。
他敏感而有些神经质，别人有时候的无心之说可能会无形之中刺激到他。
他的这种性格是如何形成的？这种性格的形成与鲁迅的经历有关。
鲁迅小时候家道中落，“几乎是每天，出入质铺和药店里??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在污蔑里接了钱，再回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
”（《呐喊》）一个从小受够了白眼的孩子，心里自然会对社会、对人心有着不一样的理解和体验。
即使鲁迅成年之后，依然忘不了那段日子带来的伤痛：“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堕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路途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梁实秋在《忆周作人先生》一文中写到“十几岁的少年，由此而形成的人格，不是鲁迅的偏激负气，就是周作人的冷漠孤傲，是件不难想象的事。
”（江虹选编.梁实秋散文书房?厨房）林语堂则与鲁迅相反，从小出生于基督教家庭，有一个温暖的家庭。
但这也造就了林语堂任性、冲动、碎碎念的性格。
这两种不同性格的人碰在了一起，自然矛盾不可避免。
不过，在鲁迅逝世25年后，林语堂在美国华盛顿演讲时，还对鲁迅给予了高度评价“鲁迅在打倒旧中国这方面是个主将，并且是最好的小说家之一。
”。
一直被鲁迅攻击的林语堂，在鲁迅死后是怎么评价他的？
鲁迅和林语堂从最初的挚友到后来的相别甚欢，可以说这两个人活在彼此的生活中，在鲁迅死后，林语堂评价他“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
吾始终敬鲁迅；
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
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
无论是鲁迅还是林语堂两个人最开始都是有一定共识的，可以说相见甚欢，但是后来因为两个人的思想立场不同，所以才逐渐地站在了各自的角度去评判对方，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可能理解为，人各有所好，没必要将自己的思想强加的别人的身上，做自己想做的就是最好。
可能我个人比较受小学课本影响，对于鲁迅的印象要好过林语堂，就像看电视剧一样，认为鲁迅是一个正面人物，那么和鲁迅唱反调的就应该是反面人物，但是直到去看他们所处的年代，再看他们的观点，就知道了，两个人可以说表面上看上去是关系不好，其实两个人从内心还是比较崇拜彼此的，在那么那个年代，很多人追求的都是精神上的东西，只不过两个人的精神层面不同。
他们都是在以笔战斗，用笔去唤醒沉睡的人们，用笔去直击敌人的胸口，而鲁迅的文字更加的犀利，更加的直接。
让读者 从中更多地体会到正义，但是林语堂在当时的时代下，并没有他想象的美好，他想活得简单，但是现实不允许，所以让他对曾经参与的革命感觉到厌烦，这时候他和鲁迅才出现了分歧。
但是从林语堂死后对鲁迅的评价中可以看出，虽然鲁迅一直抨击林语堂，但是两个人还是相互尊敬的，两个人最根本的还是因为间接立场不同，与人本身是没有关系的。
鲁迅与林语堂究竟有何矛盾？
鲁迅与林语堂二人的关系，用时下一句流行的话来说，那便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在鲁迅与林语堂相识的11年里，鲁迅日记中记录与林语堂相交的次数有127次之多，平均一年有12次，每个月1次。
这样的交往，不可谓不多。
那么，鲁迅与林语堂是如何从朋友变成陌生人的呢？二人之间到底有何矛盾？为何林语堂要骂鲁迅是大烟鬼和神经病？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林语堂与鲁迅相见是在一次参加雨丝派的集会时，实话实说，林语堂一开始对鲁迅是没什么好印象的。
林语堂在其《八十自叙》中记载道：“他哥哥周树人（鲁迅）可就不同了，每逢他攻击敌人的言语锋利可喜时，他会得意得哄然大笑。
他身材矮小，尖尖的胡子，两腮干瘪，永远穿中国衣裳，像个大烟鬼。
”（林语堂.林语堂自传1991.115）鲁迅矮小干瘦的形象是林语堂最初的印象，他认为鲁迅的干瘦是抽鸦片的结果。
这种印象或多或少地对后来二人决裂之后，成为了林语堂对鲁迅形象贬低的代称。
林语堂与鲁迅的关系起初还是不错的，1925年北京发生学生集会活动，热血青年林语堂上街声援学生运动，与反动军警发生冲突。
林语堂一砖头打破了军警的脸，军警也回敬了林语堂一砖头，林的头上永远地留下了一个疤。
鲁迅在得知林语堂的英勇行为后，对这个后生晚辈大加赞赏，当即给林语堂写信问候，引为同志。
1926年，鲁迅与林语堂同时到了厦门大学任教，二人在厦门大学期间都曾受到排挤，于是同病相怜有过一段患难之情。
二人的决裂是从以下这三件事情开始的：曾经有过一段时间，鲁迅和林语堂都住在上海北四川路横滨桥附近。
有一天，鲁迅在楼上抽烟，不小心将烟头从楼上扔下将林语堂晒在楼下的蚊帐烧去了一只角。
林语堂便开始碎碎念，还大声呵斥鲁迅。
鲁迅比林语堂年长14岁，觉得被小辈这样不给面子的呵斥有点脸上挂不住，于是觉得林语堂小题大做，回应林语堂：“一床蚊帐不过五块钱，你叫个啥，烧了又咋样？”两人就这样楼上楼下，你一言我一语的怼了起来，彼此心中都很不爽。
鲁迅与林语堂的第二次决裂是一次聚会上，有几位作家是广东人，正在用粤语交谈，林语堂估计是出于开玩笑的心态，于是用英语说了几句。
坐在一旁的鲁迅即为不悦对林语堂说：“你是什么东西！难道想用英语来压中国同胞吗？”此话说完，大家都没法吃饭了，林语堂更是满脸通红，尴尬至极。
1929年8月，林语堂与鲁迅发生了最严重的一次决裂。
事情的起因是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小峰拖欠了鲁迅540块大洋的稿费钱，鲁迅多次上门催债，李老板就是不给。
于是鲁迅请了律师准备将李小峰告上法庭，李老板这下着急了不但赔了鲁迅的540块大洋，还请了鲁迅、林语堂到饭店去吃饭。
饭局上，李小峰说了鲁迅的学生张友松的坏话，说张友松故意让他拖欠鲁迅的稿费的。
本来林语堂是去陪吃陪喝的，没他什么事。
他也不知道张友松与鲁迅的关系，于是就附和了李小峰插了几句嘴，骂了张友松。
不料这下捅了马蜂窝，鲁迅认为林语堂与李小峰合伙欺骗他，还把黑锅往张友松身上丢。
鲁迅在日记中记到，林语堂当时“鄙相悉现”，二人顿时吵开了锅，这饭没法吃了。
据说二人吵得非常厉害，整个饭店的食客都围过来看二人争吵，二人甚至不顾大师形象，各种畜生等骂人的话都说出来了。
这下彻底没救了，二人从此见面如见陌生人，老死不相往来。
林语堂为此在日记中记道：“八月底与鲁迅对骂，颇有趣，此人已成神经病。
”鲁迅与林语堂二人为何最终走上决裂的道路？主要原因还是性格问题。
鲁迅的性格偏激，尤其看重别人对他的态度。
他敏感而有些神经质，别人有时候的无心之说可能会无形之中刺激到他。
他的这种性格是如何形成的？这种性格的形成与鲁迅的经历有关。
鲁迅小时候家道中落，“几乎是每天，出入质铺和药店里??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在污蔑里接了钱，再回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
”（《呐喊》）一个从小受够了白眼的孩子，心里自然会对社会、对人心有着不一样的理解和体验。
即使鲁迅成年之后，依然忘不了那段日子带来的伤痛：“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堕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路途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梁实秋在《忆周作人先生》一文中写到“十几岁的少年，由此而形成的人格，不是鲁迅的偏激负气，就是周作人的冷漠孤傲，是件不难想象的事。
”（江虹选编.梁实秋散文书房?厨房）林语堂则与鲁迅相反，从小出生于基督教家庭，有一个温暖的家庭。
但这也造就了林语堂任性、冲动、碎碎念的性格。
这两种不同性格的人碰在了一起，自然矛盾不可避免。
不过，在鲁迅逝世25年后，林语堂在美国华盛顿演讲时，还对鲁迅给予了高度评价“鲁迅在打倒旧中国这方面是个主将，并且是最好的小说家之一。
”。
